二、早期现代君主国的形成和民众对新约束的不满

1517年里，就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统治阶层动作不断之时，在远离权力中心的社会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悄然滋长。短短几年间，在西班牙、德意志以及欧洲其他许多地区，底层民众正酝酿着揭竿而起，之后的事态发展大有摧毁君主和贵族阶层之势。起义的导火索多种多样，不同地区各有差异，但从根本上说都源自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该进程从中世纪末起就在欧洲不断推进，史学家称之为“统治者集权”和“早期现代（frühmoderne）国家形成”。

我们今天熟悉的国家形态是一个漫长演变过程的结果。它最早始自欧洲中世纪，其结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政治和社会秩序。近代时期，新的疆域和民族国家逐渐成形，领土有明确划定的边界，国家有统一的权力机关或当局，通常掌握在君主及群臣手中。从今天的角度看，国家的形成无疑带来了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好处：首先，国家或当局成为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权力行使起来颇费一番功夫。因为从1500年前后开始，一些特定的社会团体就一直把持着所谓“武力自卫权”，即可以使用“防御性的手段”捍卫自己的权益，例如贵族阶层，特别是帝国骑士，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公民团体甚至非贵族阶层的个人，例如路德晚年时期的萨克森马贩子科尔哈斯（Kohlhase），他因克莱斯特的小说而闻名。13而集权后的近代国家在新颁布的法令中将此种行径定性为“私自或任意使用武力”的非法活动。其次，国家拥有征税权，这一项新的权力也招致普遍的反对，唯有通过高压和暴力方能执行。或许只有现代人才能理解，糟糕的税制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危机。除使用武力权和征税权收归中央外，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的还有新建的官僚系统和统一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最高审判机关的设立。此外，国家对社会生活负有责任的范围扩大，对后世也产生了长久的积极影响。宗教改革使国家活动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其职能还包括公共设施的扩建，例如改善学校、大学、医院、养老院的设施等，国家还有保持公共场所清洁和安全的义务。

尽管上述新的举措从长远角度看是有益的，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从乡村到城镇，人人都觉得颁布的新举措损害了他们多种多样的权利与自由，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时间难以接受。15、16世纪之交的十年间，人们对新秩序、新规定的强烈不满与日俱增，以至于达到危险的程度，在有些地方矛盾甚至已经公开激化。按照旧法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部分市民，尤其是农民认为新法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对当时的人而言，这无异于黑尔特·马柯（Geert Mak）小说中荷兰村庄约沃尔德（Jorwerd）所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欧洲乡村的衰落”。只是15、16世纪的人们没有立即得到另一种生活的补偿，从许多方面来讲是更好的生活，有汽车、邻近小城镇的超市、电视和娱乐、闲暇时间和固定假期。14

除了统治阶层治下的城市和农村百姓，那些习惯了参政议政的城市贵族和村庄乡绅也感觉到，由于大权集中到君主手中，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和地位。再加上当年卡斯蒂利亚和德国部分地区作物收成欠佳，贸易陷入停滞，饥荒时有发生，百姓只好通过抗议乃至暴动来发泄对新变化的不满。

在卡斯蒂利亚，王公贵族的反抗情绪最先爆发。起因是西斯内罗斯死后，托莱多大主教职位空缺，而以查理为首的勃艮第执政者在没有事先与卡斯蒂利亚贵族协商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一在政治上、在教会中意义重大的职位交予了“自己人”——尚不满20岁的威廉三世·德·克罗伊（Wihelm Ⅲ. de Croy）。此人当时已是康布雷（Cambrai）主教，1517年4月起任红衣主教。将这位野心家任命为新的托莱多大主教严重违反了当时许多欧洲国家不成文的规定，即最重要的职位应当优先由本地人担任。更何况新任大主教是与查理关系密切、大权在握的纪尧姆二世·德·克罗伊——西班牙人对他抱有一种格外的敌意——的侄子，这是格外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代表着一批居高临下的勃艮第王室贵族，一早就被西班牙人看作是外来的占领者。1517年11月9日，也就是备受当地人敬仰爱戴的西斯内罗斯死后第二天，其继任者人选被迅速公之于众。当卡斯蒂利亚的萨莫拉（Zamora）主教作为本地候选人站出来援引伊莎贝拉制定的反对任命外国人的法律条款时，勃艮第人早有准备，当即授予威廉三世以西班牙国籍，使其成为卡斯蒂利亚人。即便没有这一条向着本地人的规定，教皇利奥十世也已在10月12日颁布特许令，允许威廉三世可以不受大主教身份和卡斯蒂利亚教会的义务约束。

让一个弗兰德斯青年取代德高望重的大主教和政治家西斯内罗斯的举动深深触怒了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和百姓。在巴利亚多利德，查理主持的首次卡斯蒂利亚议会会议上，大臣们纷纷抗议新大主教的任命，要求查理承诺绝不允许更多勃艮第人入籍，新的大主教也必须住在托莱多。查理对这两项要求表示同意，然而之后却没有信守承诺。这也导致1520年，卡斯蒂利亚贵族公开支持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1519—1522年），支持派为首的就是萨莫拉主教安东尼奥·德·阿库尼亚（Antonio de Acuña）。而当威廉三世1521年1月初在沃尔姆斯狩猎意外身亡时，卡斯蒂利亚人都将它当作上帝的审判来庆祝，阿库尼亚主教也在起义群众的拥护下，顺理成章地继任了一段时间的托莱多大主教。

对于新秩序的不满情绪早在1517年就已不仅局限于贵族阶层。在一些城市，如卡斯蒂利亚西北部的萨莫拉，人们开始议论如何对抗外族统治。15在许多西班牙西北部的城市，尤其是港口城市，人们逐渐对市政府的人员结构及其通过新的选举方式巩固王权的举措感到不满，这在乌尔迪亚莱斯堡（Castro Urdiales）表现得尤为明显。16再加上庄稼歉收导致粮食供应短缺，不满情绪逐渐积聚，新的统治者为了筹集资金支持其在西班牙之外的政治军事行动，又提高了当地税赋。1517年之后的几年间，抱怨新政府失职已成为城市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为后来反抗与传统背道而驰的新举措提供了基础。17当查理和他的幕僚为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赶赴亚琛时，西班牙人趁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公社起义，势头很快席卷整个卡斯蒂利亚。起义以托莱多、巴利亚多利德、托德西利亚斯、萨拉曼卡和萨莫拉等城市为中心，一开始甚至得到卡斯蒂利亚贵族的支持，反叛者反对有利于勃艮第王室的新政，将刚刚站稳脚跟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推向深渊的边缘。

正如16世纪初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遍及欧洲几乎所有地区，粮食短缺也广泛存在，1517年欧洲各地都出现了由类似原因导致的骚乱18：在茨维考、邦兹劳和布雷斯劳等市镇，在波希米亚的宁布尔克/宁堡，以及在但泽（今格但斯克）因议会财政管理不善而引发骚乱；在维也纳，1517年11月20日一项有关城市权利的新规引发不满；在匈牙利的矿区，矿工除了其他要求外，还主张对教会捐款的使用有发言权，这预示了后来新教徒所要求的改革。

最广为知晓的一场骚乱发生在伦敦的五朔节。今天英国政坛还会使用“Evil May Day”（罪恶五朔节）的表述。1517年4月底，伦敦的手工业者已有骚动的迹象。当时一位圣保罗街区的牧师甚至在布道中煽动不满的民众公开抗议伦敦过分的“外国化”，尤其是有太多的富有外国商人和银行家。与欧洲大陆不同的是，伦敦人民诟病的并非执政者施压，而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由于英国地处欧洲边缘，因而欧陆的起义之风只是不久前才刮到这里，其影响也只限于英国唯一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中心——伦敦。伦敦的手工业者本就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威胁到了手工业者群体的生存，而欧陆人民的愤懑情绪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现状的不满。

骚乱从4月30日持续到5月1日，几百名手工业学徒从外国人聚居的市中心到圣保罗修道院以北的大圣马丁教区，一路打砸抢烧，破坏外来移民的住家。在那里生活的意大利人进行了积极抵御，都铎王朝早期明显强化的国家机器也运转得尤为高效：在人文主义者、国王资政托马斯·莫尔爵士劝阻调停无效后，伦敦塔桥的驻守部队不得不进行武力干预，大法官红衣主教沃尔西在24小时内组织5 000名武装士兵进入伦敦镇压骚乱。19上述举措恢复了治安，几百名闹事者被关进监狱，骚乱头目被处死。英国当局的武装镇压并没有德国官厅八年后应对农民起义那般凶狠。据一部半官方的编年史记载，5月19日，在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和王公贵族的求情下，同时也考虑到被关押犯人的妻儿，亨利八世公开赦免了犯人。这或许也说明英国王室并不像欧洲大陆掌权者那样担心人民的暴动。相比之下，1525年，欧洲中部一些国家面对起义时采取了彻底剿灭的态度。

在英国，1517年的骚乱也是当时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和深度社会矛盾显现的前兆。只是在那里，矛盾和危机还要酝酿半个世纪方才彻底激化。那时人们的敌意不再指向外国银行家，而是来自荷兰和意大利反宗教改革地区的流亡者。他们自16世纪中期开始陆续涌入伦敦及英国其他贸易和工业中心。他们带去的新式而先进的生产和贸易方式再次让英国本地人感到实实在在的威胁。20

变革给欧洲带来的冲击不仅波及城市，更蔓延到广大农村地区。乡绅贵族和普通佃农都感受到同样的不安。此种情势在德国尤甚，那里的贵族和农民感到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帝国宪法的改革，另一方面可归因于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形成。对他们而言，日常生活的法律、阶级和经济基础正急剧改变。骑士和农民愤怒的原因大抵皆如此。他们宣泄情绪的方式便是集体反抗，矛头指向的均是一国领土的主宰者及其日益加强的领土控制。暴民中最具政治头脑的领导者当属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他甚至希望城市能加入农村的起义浪潮，但是城市和农村的具体利益诉求毕竟差异太大。21比如一些骑士参与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趁火打劫，抢掠和压榨富户，好大发横财。

自15世纪起，骑士们就开始不断通过抢劫和袭击来滋扰世俗和教会领主，尤其是主教和修道院长。他们不满领主们塑造近代国家的举措和市民阶级从事贸易活动，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原有的利益空间就被挤占了。使用武力则被他们视作古老而天赐的自卫权。为了压制骑士的盗劫风尚，各国君主们在1495年决定进行宪法改革，旨在保证国家的“持久和平”，宣布自卫权不再适用。出台一项国家法律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德国西部势力强大的骑士阶层尤其不好对付。更何况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没有自己的警察或军队。在此项法令颁布后的20年，德意志的骑士阶层一点也没有被驯服。

对于这一点，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有着亲身体会。当他1517年春自尼德兰沿着莱茵河前往美因茨时，人们提醒他从上拉恩施泰因（Oberlahnstein）开始最好乘船顺莱茵河走水路继续前进。因为附近奥登瓦尔德（Odenwald）的骑士贵族很不安分，可能会对君主不利。此外，皇帝还有必要接受美因茨和普法尔茨选帝侯的武装庇护。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起初计划先发制人，向骑士贵族发动武力进攻，后来还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议，采取谈判的策略与当地的骑士秘密接触，以维持和平局面。在骑士方面，主导谈判的是弗朗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他骁勇善战，在德意志西部以及毗邻的洛特林根和法国边境得到了许多骑士的拥护，势力不可小觑。22

为保证传统的贵族权利不被君主不断扩大的领土统治权削弱，济金根照旧行使骑士自卫权，袭击帝国城市沃尔姆斯，抢劫往法兰克福展会运送物资的车辆，对新法规视若无睹。他本人及家人却并没有因此获罪。正好相反，他父亲早就开始大规模买田置地，尽管土地散布在不同地方，没有形成封闭的私人领地。此外，通过投资新兴的矿业，他抓住了早期资本主义壮大带来的商业机会。济金根自己也效法意大利雇佣军的模式，通过为有意向的君主们效力而收取高昂的报酬。他首先效命于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之后又受雇为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出力，再之后是哈布斯堡家族。

其实，早在好几年前，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就曾以济金根破坏国家安全为由，宣判他及其同党不再受帝国法律的保护。当他1517年7月17日在奥格斯堡宣布撤回此项判决时，公众先是感到不解和讶异，然后立即意识到济金根原来已通过此前的秘密谈判被哈布斯堡阵营招安。其实济金根此刻并未停止与官方作对，他又偷袭了斯特拉斯堡。考虑到当地农民本已骚动不安，当局不由得担心滋事贵族和暴动农民势力联合。23

贵族阶层毕竟与国王和大领主仍在一条战线，尽管权力受到束缚，但在近代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至少尚能分一杯羹。而农民的处境则每况愈下，他们既要面对地主为提高利润而采取的盘剥压榨措施，还要被迫向诸侯缴纳激增的税赋，同时，他们还反复受到庄稼歉收的直接影响。对现状的不满迫使他们揭竿而起，尤其是在欧洲中部，1514年就有三地爆发了农民起义：瑞士的城市公国伯尔尼、卢塞恩和索洛图恩起义，符腾堡的“穷康拉德”（Armen Konrad）起义和匈牙利的多饶（Dózsa）起义。1515年，哈布斯堡世袭的领地内奥地利和温迪施马克（Windische Mark）也相继发生农民暴动事件。24中世纪的法国在1358年就发生过震动很大的扎克雷农民起义（以“呆扎克”［Jacques Bonhomme］命名，该称呼也是当时对农民的蔑称），但在近代早期的农民起义浪潮中，法国则较晚受到波及，起义也只存在于部分地区。其中威胁较大的一场是1548年从普瓦图开始蔓延至整个西南部的反盐税暴动。

1517年，上莱茵河河谷也发生了情势危急的农民暴动，其状类似1513年的弗赖堡“鞋会”（Bundschuh）密谋和次年符腾堡的“穷康拉德”起义，当局对此不得不提高警惕。起义的根源都是农民不满新增的税赋，尤其愤恨领主们通过改变度量衡变相增税以蒙骗农民。25同时，暴动的农民扭结成统一的力量，城市中的底层市民也加入他们的队伍。反对增税的暴动不久就扩展为范围更广的起义，针对的目标变为统治阶层的专制、限制农民使用森林的法令以及贵族狩猎或设立猎区挤占农业用地空间。农民的主张和对社会秩序的设想日益走向极端，当局对此越发失去控制。如果说农民在以前的暴动中只是在挑战若干领主的统治地位，那么现在局势已演变为对君主统治和国家制度本身的质疑。此外，农村和城市的起义势力初步联合，逐渐发酵以至于酿成了1525年更大规模的骚乱。26

1517年的一系列农民暴动事件集中发生在布赖斯高（Breisgan）和阿尔萨斯（Elsass）。有关事件的前后经过一直存在着两种版本：最经典的一种是一个世纪以来在事件发生地广为流传的说法27，其核心人物是农民暴动领袖约斯·弗里茨（Joß Fritz），他出身于布鲁赫萨尔附近小镇的农奴之家，曾当过雇佣兵。弗里茨在1512年和1513年间就已组建了以农民绑带鞋为标志的“鞋会”。他以农田警卫的职位之便在弗赖堡附近的村庄莱恩（Lehen）一片空旷的草地上聚集起周围的农民，教导他们当局都是不合法的，要联合起来反抗。为了增加密谋暴动活动的仪式感和象征性，大家选择了农民每天穿的绑带鞋。尽管弗里茨在暴动尚未开始时就被人出卖，但“鞋会”的名字已足够让弗赖堡和巴登的官僚闻之色变，不得不出动强力加以应对。数名密谋策划者被处死，弗里茨逃亡到邻近的瑞士。尽管暴动最终失败，但按照当地普遍流传的看法，莱恩的这场起事还是成功的，因为它使起初小型秘密团体的想法变成了“普遍民众的事务”28。

当时的雇佣兵在政治上虽有一定远见但易走极端，弗里茨也是如此。在瑞士流亡期间，他依然暗中盘算如何实现原先的计划，等待有利时机，再次发动反击。1517年春，他认为时机成熟了，维滕贝格“穷康拉德”起义的许多策划者穿越黑森林逃到了莱茵河上游河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流动的临时政权。他们躁动不安，随时准备向当局发动进攻。此外，本地的农民特别是葡萄农们似乎很容易动员，因为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庄稼和葡萄反复歉收，他们正遭遇严重的危机。

春天的霜冻摧毁了布赖斯高和阿尔萨斯获得良好收成的一切希望。就在霜冻过后几天，弗里茨于4月22日在布雷腾（Bretten）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召集组建了新的“鞋会”。7月，他公开出现在阿尔萨斯。不久后，整个莱茵河上游的低地区域都被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从巴塞尔到魏森堡到北边的布雷腾，弗里茨的追随者无处不在，斯特拉斯堡周围尤其密集。他们是来自不同领地的下层民众。29事实上他们的政治纲领非常简单，就是弗里茨在莱恩就确定的反当局的目标：废除贵族、天主教会和城市政权的一切统治。除了上缴帝国皇帝和自己所在地区教会的费用，其他一切税赋都应被废除。

再次起事原定在9月初。按计划，约2 000名谋反者将在察贝恩（Zabern）教堂落成典礼这一天，趁着大部分群众上街庆贺的有利时机，在包括阿尔萨斯的帝国直辖城市罗斯海姆等多个地方发动起义。在那里，起义的焰火将烧遍莱茵河两岸。但像上次一样，起义的计划提前走漏，当局早在8月初就知晓起义计划的全部细节和策划者名单。好在策划者也提前听到了风声，包括弗里茨在内的大部分人没有被捕。

但通过现代历史资料考证得出的又是另一种结论30：主导人物不是弗里茨，而是当局本身。在详细考证分析各种历史资料后我们发现，关于1517年莱茵河上游“鞋会”农民起义的描述都是支离破碎的，直到19世纪连贯的事件经过才见诸史料。目前也尚未发现当时亲历事件的农民或者弗里茨本人的真实描述。所有关于当时集会、组织、起义经过的信息都来源于当局审问的记录，这些记录当然也只能按照当局的想法和期待来行文，不一定是受审者的动机和事件经过的真实写照。从这一角度看，1517年“鞋会”农民起义只是当局的一个“建构”，他们认为自己受到农民尤为严重的威胁，因为周边农村地区的确积蓄着紧张情绪。“鞋会”及其领袖弗里茨变成了一个谜，1517年布莱斯高和阿尔萨斯地区农民起义的前后经过主要存在于王国的办公厅和城市的市政厅里。

尽管如此，谜团还是继续影响着现实事件的发展，尤其是当局听到“鞋会”传闻的时候仍如芒刺在背。1521年，王国骑士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期间，就抓住当局的软肋，在一本匿名小册子上大书“鞋会、鞋会”的战斗口号，宣告维滕贝格的修士将给予骑士武装支持，使当局受到不小的震动。1525年农民大起义前夕，“鞋会”谜团的威慑力愈加明显，密谋起事的人中有传闻称在一场关键性的集会上见到了弗里茨，声称“他蓄着灰色长胡须，向各方宣称，鞋会一日不胜，他便一日不死”。31

民间传闻和官方记载都显示，在16世纪20年代，帝国西南部的农民和不同统治阶层的关系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1517年，当局由于担心出现类似“鞋会”的农民暴动事件，不得不先发制人，动用一切手段压制农民反抗。在近代前期的欧洲，大大小小城市和农村的起义，真实或臆想的“鞋会”暴动造成了长达20年之久的动荡，起义往往间隔时间短，空间距离近，形式和诉求较为极端。导火索都是贸易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改革（尤其是削弱村镇和城市的地方权力），更为重要的还有统治者越发频繁的财政干预。

倘若进行历史的纵向对比，会发现1517年的农民骚乱事实上并没有被特别浓墨重彩地书写，它好比是电闪雷鸣，仅仅预示着大风暴的来临。果不其然，几年之后，农民起义的狂风骤雨席卷了欧洲，1520年到1522年间，西班牙爆发了浩浩荡荡的城市公社起义，1525年欧洲中部甚至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农民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君主强化专制统治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不满的集中发泄，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明显改变了以往阶层社会的结构，也让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承压尤甚。

1525年，欧洲中部的底层民众暴动更有来自刚刚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助力，后者在宗教和社会层面掀起了更大幅度的变革。传统的起义致力于捍卫旧有的权利，即地区与地区间不同的单项具体权利，因而不易获得跨区域的普遍合法性。但受宗教改革思潮的影响，农民阶层开始援引“上帝赐予的权利”，这具有普适性和统一性，几乎可以算作现代人权的前身。君主及政府当局面临农民起义带来的极端暴力挑战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认为只能以更残酷的暴力予以回应。32压制叛民的举措大获全胜，君主们便得以彻底巩固其专制权力，早期现代国家的形式得以进一步推广。对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来说，这一欧洲近代历史的最初事件同时也是“德意志国家的最大自然事件”。鉴于参与起义的市民和矿工规模巨大，起义纲领在反当局的诉求上往往偏向极端，今天我们在给前后一系列农民起义定性的时候，更倾向于采用彼得·布利克勒（Peter Blickle）的中性说法，即“劳苦大众的革命”。33

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极端的起义纲领是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则要另当别论。如果看到君主强化专制统治这一趋势从中世纪起就已展露苗头，到16世纪初期已发展得如火如荼，并且这一进程的受益者是领主和城市的统治者，那么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起义获得成功的希望是很微小的。即便起义结果正如农民期待的那样，只留下一个德意志王国或帝国政权，参与起义的底层民众仍不会获得任何回报和补偿。即使是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王国，传统的权利分配体系也会瓦解，它会像当时的其他欧洲王国一样推行君主专制。最近一段时间的历史研究显示，尽管农民的军事武装起义失败，但它们仍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然而这与起义的初衷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