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517——重新审视划时代的一年

1517年在新教历史上被称作“奇迹的一年”，可以说是时代的转折点。即便四个世纪后，直到“一战”结束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神学家和科学策划人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还坚持认为：“近代（Neuzeit）肇始于1517年10月31日路德的宗教改革，那敲打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大门上的阵阵锤击正式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1

而在2017年，宗教改革500年后的欧洲和德国，人们开始以不同的眼光审视1517年。不仅因为那位叩开近代史大门的宗教改革者已不再神秘，更由于我们历史观的基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主导20世纪初欧洲格局的新教与天主教冲突已退居次要地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和时代视角也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将世界作为整体的全球史观，个别王朝扮演统治世界的“宇宙帝国”2的论调明显不再适用，欧洲垄断世界近现代史演进的观念也变得不合时宜。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发生着一些历史事件，它们同样推动着人类文明向近代水平迈进。

因此，说1517年以反赎罪券为先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触发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论述越来越遭到质疑，毕竟它与启蒙运动一样只发生在西方历史的范畴中。在本书中，我们将以全球视角重新评判划时代的1517年，不仅考察宗教改革的发源地维滕贝格，还将放眼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考量他们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性决策。但我们不会按照此前研究1688年全球历史的方法3考察1517年，因为在1517年，世界上的各个文明与民族还太过孤立，彼此交集甚少。尽管15世纪中期，欧洲已开始向外探索已知和未知的大陆，由此勾勒出覆盖全球的交流网，但其维度远不能和几个世纪后的信息交换同日而语，1517年的人们远没有形成在今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一个世界”的观念。

本书将首先研究1517年前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及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考察他们的行为动机和后果，看看这些历史事件是否引发地区局势短期或长期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的世界。即使是我们似乎熟知的欧洲，也被有些现代社会史家正确地称作“我们已失去的世界”（world we have lost）4。有必要交代的是，当时的纪年法与今天有所不同，比如我们自然认为1517年始于1月1日，终于12月31日，这也是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纪年法。但在引述历史文献时通常需要对文中的年代以现代的方法加以重新计算。事实上，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世界各地所使用的纪年法就像民族、宗教和文化一样多种多样。5因此，不同地区对1517年起止时间的算法也有较大差异。

从中国到欧洲，印度到美洲，基督教、犹太教到伊斯兰教——不同大陆、不同文化圈的纪年方法有差异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即使是在东方的基督徒之间也有区别，他们的纪年法至今仍有差异，例如科普特人(1)把9月11日视作一年的开始，东正教国家则沿用了东罗马和拜占庭的纪年法，认为9月1日是新年的开端。就是在以教皇为宗教首领的天主教地区，1517年的起止也有不同。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为了适应政治生活的需要，把一年的开始从惯用的3月1日改为1月1日执政官上任的这一天，所以原有的月份名称也不再适用，例如此前代表7月的“September”自此开始代表9月。但在拉丁欧洲旧的罗马历法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在贸易发达的威尼斯，1517年仍以3月1日为开端，显然历法对他们的经济利益无甚影响。佛罗伦萨和比萨的新年始于3月25日天使报喜节，苏格兰和英格兰则依传统习俗在12月25日圣诞节时庆祝新年。

同时，10月末的宗教改革也为基督教欧洲纪年方法的分化埋下伏笔：为矫正原本不够精确的儒略历，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宣布当年10月4日后的一天是10月15日，而不是10月5日，进而改革了原有历法。但新教徒拒绝接受这一“教皇色彩浓厚”的历法改革，时间变得充满宗教意味，新教国家总是比天主教国家晚10天，这一差异在德国一直持续到1700年，在瑞典甚至持续到1753年。

像纪年法一样，当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基本生活条件也与今天迥异，个体与群体的生活都严格取决于自然界的框架乃至受到它的严厉束缚：天气决定了农作物收成和粮食价格，从而决定一定时期人们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人口死亡数量、人口规模的变动，进而影响几代人的生存条件。与自然周期相关联的还有由大大小小难以人为掌控的时疫产生的威胁，其中最严重的当数14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其严重程度使之后的好几代人对此仍谈虎色变。由于当时缺乏今人的自然科学手段，很大一批人试图以超自然的理论解释世界，以期找到灾难的根源和人生的意义，而这些人绝不仅仅是所谓的“文盲”。

现在让我们考虑1517年的自然条件因素。人类很早就开始密切观察天气状况，最早的天气记录可以追溯到文字刚出现的时候。中世纪晚期，欧洲关于天气的记录和报道明显增加，仅在1517年一年就有诸多气象观察见诸笔端：修道院定期发行天气刊物，日历或度量表也有记载，城市和乡村也会流传一些私人的观察记录。据记载，这一时期欧洲中部偏南地区的天气情况基本上与欧洲整体的气候环境相符。经历了1515年和1516年两个暖冬之后，1517年的冬天变得寒冷，再次出现了1514年曾有过的“冻湖”现象，上德意志地区（Oberdeutschland）(2)和瑞士境内类似博登湖这样的大湖几乎全部出现较长时间的封冻期。对此人们不仅密切关注和详细记录，还当作新闻口口相传。下一次的“冻湖”现象直到1551年才出现。冷冬导致降雪频繁，地表湿度较大，欧洲中部的许多地区3月下旬就迎来春天，4月初就反常地如同夏天般温热，为作物种子生根发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开年的气候条件如此有利，人们理所当然憧憬着可观的收成和稳定的粮价，但事实并不完全符合预期。4月中旬，天气突然变得恶劣，大旱使1517年的春天成为整个16世纪中最干燥的一个，土壤水分缺乏严重威胁原本长势旺盛的作物幼苗。月末突至的降霜又大面积摧毁了葡萄枝和果树花芽，丰收显然没有指望。初夏的空气仍然干燥异常，树木停止生长，牧草歉收导致农民没有足够的饲料，不得不将一部分牲畜卖去屠宰场，可以预见冬天到来时他们饲养的牲畜规模将大为缩小。余下的牲畜也因草木干枯营养不足，奶制品大幅减产。7月的后两周，雨势如注，淅沥不绝，水涨河溢，盛夏又倏忽变得异常湿润。9月至11月天气整体温暖干燥，部分地区春夏时节农作物的损失得以部分弥补，因此当年并未发生特别严重的饥荒。6

欧洲其他地区1517年的天气条件和粮食供给基本与此类似。根据树木气候学研究，树木年轮显示英国和法国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同样炎热干燥，而下半年又变得尤为湿润。据记载，欧洲西南部的一些城市自1517年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动乱，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1520年就爆发了危险的城市公社起义。动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当年收成不佳导致贸易往来与粮食供应出现瓶颈。在欧洲中部和东部的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波兰，严冬中冻死的人不计其数，干燥的春季造成小麦歉收，当年的葡萄酒产量低且质量差。幸而入秋以后黑麦、燕麦和大麦的收成情况尚可，才使得波希米亚和波兰的谷物价格得以降回正常水平。7

即便在今天，天气反复无常也不禁让人担心会不会是气候灾害的先兆，可想而知16世纪的人们对此该有多么惊惶不安。再加上当时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应对灾年歉收的方法，因此所有人都直接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农民收入剧减，农业经营利润缩水，城市和乡村各阶层都明显感到粮食和牛奶价格上涨。8

在规模稍大、组织较好的大城市，政府懂得通过储备粮食、平抑面粉及面包价格应对天气造成的危机。而且1517年的天气状况还不算十分恶劣，当时的人们尚且能够应对仅仅持续一年的困境，更何况像尼德兰和德国西部的一些城市还能通过水道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运进粮食。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例如在当时欧洲中部最大且管理最好的帝国城市科隆，1517年月均粮价就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波动。与1516年的5.21马克和1520年底真正饥荒时期的10马克相比，当年3.58马克的月均粮价简直算是很亲民了。9但对一些中小城市居民和部分乡村地区的众多贫农而言，一年的灾荒也足以构成严重的威胁。

与饥荒和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相比，疫病更加致命且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更加持久，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1517年总体算是不那么惨烈的一年，起码不像14世纪中期，黑死病如丢勒《启示录》中的末日骑士般席卷肆虐，在人们心头打上永久的烙印。当然1517年也有骇人的时疫暴发，此次不是鼠疫，而是“汗热病”。该病首次确诊于1486年的英国，主要症状为晕厥、心悸、胃痉挛、剧烈头痛、盗汗，伴随心慌和乏力。对此，英国人仍心有余悸。而这次首先遭殃的还是英国，在盛夏典型的湿热时节，当最初几起病例见诸报道时，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底层百姓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由于交际圈广，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者首先听到了英国汗热病暴发的消息。是年8月19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在给友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的信中写道：

如果世上真有什么事情能让人感到如坐针毡，那么就是在这里，危险带给我们的恐惧史无前例，死亡无处不在。在牛津、剑桥或者伦敦，病床上在极短时间内轮换了一批又一批濒死的人们。我也痛失很多挚友，包括最亲爱的安德烈亚·阿莫尼奥（Andrea Ammonio），我想这一定也使你痛苦难挨。他的死是学界和所有正派人的巨大损失。他生活节制，本以为绝不可能被传染，周围也没有直接感染的人，虽然这些人家中几乎都有感染者。他为此还常常向我们炫耀。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也被疫病夺去了生命。这汗热病在头几天里尤为致命。10

在这场疫病中死去的人大多是年轻的贵族、富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老人和儿童反倒较少被感染，因此它给欧洲造成的人口结构影响是长期且深远的。

夏末到来时，英国汗热病的消息从学术圈散布到了整个欧洲大陆，惶恐的情绪也随之蔓延，而欧陆真正受疫情波及大约是在16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的人们感到的不安并不直接来自疫病危及性命这一事实，他们害怕死亡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向上帝请求宽恕，就被不容分说地打入永恒地狱。这也是那个时代深重的宗教危机的缩影，1517年这个危机达到了顶峰。

自然条件的基本框架交代完毕，再让我们从外向内继续观察，从拉丁基督教欧洲、与欧洲东部和东南相邻的东正教地区以及近东的阿拉伯地区发生的政治事件讲起。这一时期的政治世界一方面是王朝、政权和早期现代国家割据对立，另一方面是两大宗教、两大帝国争霸对峙初露端倪（第一章）。接下来，我们将回答这一时期两个最突出的问题：一是如何在欧洲和国际力量斗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维持和平，二是如何在欧洲大陆贸易方兴未艾而各地区铸币大相径庭的情况下保证币值稳定（第二章）。之后，我们将考察同时代的亚洲和美洲文明与欧洲的交集（第三章）。然后把目光重新投向欧洲，1517年前后，随着关于欧洲以外世界的新知识涌入欧洲，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触发了本土文明觉醒（第四章）。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探究欧洲人心里深层次的恐惧和对世界乃至宇宙的神秘主义解读，这也包括排斥异端和异族，例如16世纪早期妖魔化欧洲犹太人和穆斯林，具体表现在仇视入侵的土耳其人和西班牙的阿拉伯裔莫里斯科人上（第五章）。在最后几章中，我们将剖析拉丁基督教文明的宗教内核，以及使1517年得以成为“奇迹之年”的精神、政治和社会剧变。首先考察天主教中心罗马在文艺复兴时期极尽繁华奢靡之能事与基督教世界极度渴求精神制度之变革的矛盾（第六章）。之后，视线再转向远离文明的犄角旮旯，看看一个奥古斯丁会修士平淡无奇的想法和行为如何从维滕贝格开始引燃一场反罗马的烈焰（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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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普特人”（Kopten）原为7世纪时阿拉伯征服者对埃及人的称呼，系由希腊语对埃及的称呼转化而来。这里指北非本土保持基督教信仰的民族宗教群体，持一性论立场。

(2)　历史上通常指德意志地区中使用上德语方言的区域，主要包括现代德国的南部（如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瑞士的德语区以及列支敦士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