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缺失状态的归因分析

非人类叙事在20年里零星出现未成大势而仅仅以匿名的方式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种弱势生存状态源于支撑历史语境的强势话语的影响。20世纪的后20年，在整个20世纪中是颇有意味的。文学的外部环境从未给予过“非人类”话题置身于社会注视中的机会。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目击：二十年中国事件记》，把1978—1998年20年的社会注视热点叙述为如下序列：冲破禁区（1978）；八字方针（1979）；主席辞职（1980）；总结历史（1981）；中国特色（1982）；严打口号（1983）；体制改革（1984）；裁军百万（1985）；风云人物（1986）；多灾之年（1987）；龙年不祥（1988）；“政治风波”（1989）；小康水平（1990）；血浓于水（1991）；著名南巡（1992）；市场经济（1993）；复关未成（1994）；陈王大案（1995）；“中国说不”（1996）；香港回归（1997）；历史回眸（1998）。尽管，其中未必所有的概况都凝练得恰到好处，但大致上可以勾勒出一幅2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地形图。而在具体详细的目录中，除了伤痕文学因参与了特定历史进程，或者说以文学的形式见证并叙述了这一进程而得以进入“目击”的文学事件之外，只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以及《废都》等极少数作品因文学之外的因素曾引起非文学的争议而被当时的社会所关注。“弱势生存”原本就是与强势话语相比较而言的，在这种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与非人类有关的话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进入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之中，进而在作为主流地位的强势话语中获得一席之地。

而在文学领域，同样选取1978—1998年作为“20年”时间段起止的《新时期文坛风云录：1978—1998》，在列举这一时段文坛重要事件时，选取如下的历史关节点以组成序列：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伤痕文学；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两个座谈会的回眸；“青春诗会”18年；崛起的诗群；胡风丁玲平反始末；“科学热”与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关于《苦恋》；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WM（我们）》风波；改革文学；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文化热”与寻根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舌苔”事件；关于“重写文学史”的争论；“稀粥事件”；风靡一时的纪实性报告文学；风头强劲的新写实小说；陕军东征；人文精神大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论争。

无论来自非文学领域的总结，还是文学界的回溯，都未提及非人类的有关话题。或许环保问题的出现，只是在“全球化”视野开启后才提上日程的，在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之前与之时，与非人类相关的文本，一直在这些轰轰隆隆的大事件的间隙悄悄地生存着。

其次，创作者主体意识缺乏，缺少自觉进行创作的意识或者无暇顾及。20年里，主流写作继承了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视野，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先锋、寻根、新写实，再到1990年以来的个人化写作对欲望和身体的关注，一直在这一视阈内。与对“人的文学”写作关注的热烈和持久相比，关注非人类的具有生态伦理精神的写作要寥落得多。本书在对于原始材料的整理过程中，参照新时期的《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和具体文本的实际情况，依据与生态这一话题的相关程度及其思想和艺术水平等方面的指标，初选1119篇。在被选中的文本中，全部参与的写作者共899人，其中写作5篇以上的作者有5人，占总参与人数的0.55%；写作4—5篇有12人，占1.33%；写作2—3篇的108人，占12%，只写过一篇的作者774人，占总数的86.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与其他题材的写作相比，生态写作，或具有一定生态意识的写作，缺少相对稳定的创作群体。创作数超过5篇的仅为5人，绝大部分的写作者只是偶一涉足（写作1—3篇者约占总参与人数的98%），在缺乏一种理论乃至伦理观念有效指引的情况下，创作主体理性意识缺乏，因而更容易为某一时段的共名所同化。

对于涉及生态思考的写作者而言，即使是较为自觉的写作者，如郭雪波、张炜、沈石溪等亦是各自有一套写作的话语习惯，各自有自身的起点走向和关键词，各自为营。在张炜那里，与“非人类”有关的写作只是其众多题材领域的组成部分之一，《三想》《问母亲》《梦中苦辩》《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等文本的基本立足点是谴责人类的贪婪、自私和自以为是，呼唤“融入野地”，以实现人性的净化和世界的良性运转，让人“成了另一种人”；作为环境文学重要作家的郭雪波的写作，似乎更接近“环保”的本义，“生于内蒙古库伦旗的郭雪波，生命中流淌着坚韧、勇敢、豪爽的北方人的激情和热血。他的作品大都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主题来写，从各个角度再现了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沙地艰苦、复杂、惊险的生存环境，讴歌了生命的坚韧、顽强和不屈不挠”。沈石溪则是以儿童文学创作为起点，“以动物世界的各种复杂矛盾斗争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来折射人类社会”。与新时期文坛30年间旗幡招展呼朋引伴的潮流化创作相比，此类写作者基本上是孤军奋战、散兵游勇式的写作，很容易被湮没在各种流派的熙熙攘攘之间。

在既有的具有生态伦理立场的写作中，即便是同一个作家，不同时期作品中的生态意识亦不稳定。郭雪波既有《母狼》这样的敬畏生命之作，也有《白狗》中把狗的被杀仅仅叙述为狗类对人类的尽忠的相反观点。刊发于《十月》1993年第1期上《白狗》结尾的叙述落脚点是：饲养在老家的曾经无限忠诚的白狗终于被贪婪的人偷杀，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了弟弟既想要卖钱，又因“我”的儿子和爸爸对狗的感情而不得不抵制欲望的伦理困境。而“我”在狗死之后的行动是，“嘱咐爸爸不要告诉儿子”，而后在内心叹息，“我还能带他回去吗？老家那古老的地方，也正在发生着好多好多小孩子不懂的变化，人是在失去许多美好的东西之后，才弄懂好多事情的，只是小儿还太小，不要让他过早地尝到这种失落美好的滋味吧”。在价值立场上，依然停留在对现代文明扼杀美好事物的简单谴责上。既不能放弃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方便、快捷，又不愿舍弃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诗意怀想。创作主体缺乏一种明晰的理性价值观念的引导，因而个体的创作总是在不同的价值系统之间摇摆。创作群体的不稳定和缺乏自觉的意识，加上不同创作主体的差异，很难形成某一方向上的共同努力。

此外，还有批评界的淡漠。从评论的影响力角度看，生态伦理精神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出现和存在，始终处于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言“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的境遇。即便如《野狼出没的山谷》偶获奖项，在随之而来的类似总结陈词的评论中对此依旧只字未提。而部分刊物在年度总结式概述中，即便提及，也是从另一角度进行的解读。这种解读与其说是关注，毋宁说是对中心话题论证时的一次有意无意地挪用。

在“生态环保”成为重要和热门话题之前，创作和评论界对与“非人类”有关的文字都保持了异乎寻常的沉默。对于创作而言，30年间小说创作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浩浩荡荡，旗幡招展。此时，与非人类有关的文本，或者因与主要议题无关而无人倾听一闪而过，此后陷入更为漫长的沉寂；或者以“被误读”为代价，被某一话题的另一种讲述方式裹挟其中，音质模糊；创作者或缺乏自觉的创作意识，被主流或某一支流裹挟后欣然前往，或即便意识到自己与置身其中的群体之间的某种异质关系，也因无力另立旗号而顺水推舟从而获得置身于大众时的归属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