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玛贡桑

现所处位置：位于拉萨市老城区东面约1000米，现属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居委会。

噶玛贡桑统建小区

汉语拼音：ga ma gong sang

藏语拉丁转写：ka rma dgon gsar

藏语词义：“噶玛”意指该寺为噶玛噶举派寺庙，“贡桑”译成汉文是“新寺”。

地名由来：噶玛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弥补噶玛噶举派在拉萨无宗教场所而难以与拥有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格鲁派相抗衡之弊端，在仁蚌巴顿悦多吉的支持下，于1503年，在拉萨东面距离市中心大昭寺1公里多的原名叫萨纳玛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号称压服色、哲、甘三寺的噶玛贡桑土登却郭寺”。

笔者在《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发表了《浅析拉萨“噶玛贡桑”之地名的由来》一文，现摘录如下。

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格鲁派是最晚形成的一个。但他后来居上，势力发展很快，终于成为藏族社会中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教派。16世纪中叶，势不可挡的格鲁派发展势头，引发了格鲁派寺院集团与西藏社会上其他教派以及这些教派的支持者地方贵族势力展开激烈的角逐。首当其冲的是与受到仁蚌巴势力支持的、在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具有相当影响的噶玛噶举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贝却吉扎巴，又名却扎伊西，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他与当时实际上控制着前后藏地方政权的仁蚌巴的关系极其密切。仁蚌巴首领顿悦多吉曾支持他在羊八井建立羊八井寺，并拨给庄园和农奴，把红帽系活佛的主寺由乃囊寺迁往羊八井寺。仁蚌巴以武力控制拉萨以后，1498～1517年，长达20年的时间内，禁止哲蚌、色拉两寺的僧人参加每年一度的由宗喀巴大师创建的拉萨祈愿大法会。祈愿大法会的主持人改由桑浦寺或噶玛派的喇嘛担任。还形成了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规矩——格鲁派僧人见了噶玛派僧人都要礼敬，在噶玛势力强大的地方，格鲁派僧人得戴内外两种颜色的僧帽，内为黄色，外为噶玛派黑（红）色，以便随机改变僧帽颜色，以示服从。当时，实际上成为格鲁派教主的根敦嘉措（后来追认为第二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了哲蚌寺，避乱居住在山南沃卡地方。直到帕木竹巴的实力有所恢复，将仁蚌巴的势力赶出拉萨为止。仁蚌巴之所以如此敌视格鲁派，其背后显然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据说，1481年仁蚌巴武力攻击支持格鲁派的帕木竹巴就是却扎伊西主谋的。1498年，仁蚌巴势力到达拉萨后，仁蚌巴禁止哲蚌寺、色拉寺的僧人参加一年一度的传召法会，也是却扎伊西主使的”[8]。在此前后，对格鲁派采取敌视政策的不仅仅是噶玛噶举一个教派，“1537年，噶举派的直贡噶举也对格鲁派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而且派遣武装力量要来攻打宗喀巴创建的甘丹寺，他们派遣的士兵在斡尔喀地方遇到保护甘丹寺的伏兵，受挫而返。但他们仍用武力迫使格鲁派的属寺十八处，改宗直贡噶举”[9]。这场斗争中，新兴的格鲁派显然处于弱势，因此，对噶玛噶举派没有能组织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但是，他们蓄势待发，并且总结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要生存，就必须寻找新的强大的盟友和靠山。格鲁派于是“改变了以往西藏佛教各派只和单一的地方封建集团相结合的局限性，采取了与各地方封建势力广泛建立‘施主’关系的新办法。格鲁派跳出了地区、民族界线，和满、汉、蒙古族统治者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十六世纪后半叶，格鲁派寺院集团形成后，经过与西藏社会上其他地方势力集团，尤其是藏巴汗地方政权的激烈角逐，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10]。

噶玛噶举派形成的历史时间久远，在朵康、蒙古等地影响较大，又得到当时势力如日中天的仁蚌巴的支持而有其自身的优势。而格鲁派以“整顿宗教”“整治宗风”的面目出现，深得民心，而且得到帕竹第司王扎巴坚赞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因此，自有优势所在。但后来，帕竹第司王札巴坚赞去世，帕竹政权开始从巅峰逐渐走下坡路。不久与帕竹家族有联姻关系的仁蚌巴乘帕竹第司继任者年幼之机，代理执掌帕竹政权。不久又进兵前藏，占领了帕竹重要家臣内邬宗宗本所属的诸多领地，赶走了格鲁派的有力施主和支持者邬宗宗本阿旺索南伦布及其儿子。随着仁蚌家族的势力逐步扩大，帕竹政权实力大大削弱，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了格鲁一派。在这一阶段噶玛噶举派在与格鲁派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当仁蚌家族极力夺取帕竹政权之时，噶玛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乘机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弥补噶玛噶举派在拉萨无宗教场所而难以与拥有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格鲁派相抗衡之弊端，在仁蚌巴顿悦多吉的支持下，于1503年，在拉萨东面距离市中心大昭寺1公里多的原名叫萨纳玛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号称压服色、哲、甘三寺的噶玛贡桑土登却郭寺”[11]“噶玛”意指该寺为噶玛噶举派寺庙，“贡桑”译成汉文是“新寺”，“土登却郭”译成汉文是“佛法之轮”。

关于新建噶玛贡桑寺的情况在各种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未作详细介绍。这对于进一步的考证带来了诸多不便。著名的藏学家东嘎·洛桑赤来教授说：“在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传记中，对该寺建成不久就难以维持等事有零星的记载。”[12]但笔者未能查阅到该传记。但值得欣慰的是，笔者有幸查阅了现藏于拉萨市政协的《帕蚌卡·强巴丹增活佛传记》藏文经卷，该传记中关于新建噶玛贡桑寺有如下记载：

拉萨大昭寺的所有管理权原本在格鲁派手中，但在噶玛却扎伊西的说服下，由仁蚌巴顿悦多吉帮助，在拉萨的东北部新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噶玛贡桑寺。当他们正在策划将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像转移到噶玛贡桑寺内时，色拉寺的众多年轻武僧突然赶来，并大肆进行了破坏活动。致使转移释迦牟尼像的计划未能得逞。此后，噶玛贡桑寺由米居多吉（噶玛黑帽派第八世活佛）的得力弟子、《正字语灯》作家白康译师代表噶玛巴本人进行管理。但后来白康译师无心管理日渐衰败的噶玛贡桑寺，不得不对噶玛·米居多吉上书。他用悲泣的言语多次以诗歌形式表达，请求帮助正在对管理一座破旧不堪的房子而感到进退两难的可怜者云云。[13]

上述资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

（1）噶玛贡桑寺是在仁蚌巴借机为帕竹政权“代理执政”，进而以武力夺取帕竹政权时新建的。直接跟帕竹政权的衰败以及仁蚌巴家族的得势有关。

（2）新建噶玛贡桑寺是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为“压服”格鲁派在拉萨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寺，争取对格鲁派采取敌视态度的仁蚌巴的支持而计划和实施的。

（3）新建噶玛贡桑寺的目的不仅仅是以往的历史资料中所讲到的“控制格鲁派的发展势头”而已，而是具有更加宏大的计划。那就是，将供奉在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像转移到噶玛贡桑寺内，试图由噶玛贡桑代替大昭寺，成为藏区佛教徒信仰的中心。

（4）噶玛贡桑寺建成后，遭到了色拉寺僧人的干扰和破坏，但并非是一夜之间被彻底捣毁的。白康译师代表噶玛·米居多吉管理该寺，说明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已经逝世。可以说，虽然噶玛贡桑寺已经是一派衰落的景象，但至少还继续存在过一段时间。

噶玛贡桑寺，虽然建寺的目标明确，并且有成为藏区佛教信仰之中心的“宏图远志”，又有仁蚌巴势力的支持，但是，在拉萨已经扎下根来的格鲁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具有较为牢固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又得到不满仁蚌巴统治的前藏地方官员与大家族的支持。因此，噶玛噶举派在拉萨还是显得势单力薄，最终没有能够在拉萨立足。1618年，仁蚌巴的亲属、由仁蚌巴提升为桑珠孜（日喀则）宗本的辛夏·次旦多吉叛变仁蚌家族，摧毁仁蚌势力而建立藏巴汗政权之后，藏巴汗继承了仁蚌巴敌视格鲁派、支持噶玛派的传统，对格鲁派采取了一系列的压制政策。例如：用武力摧毁格鲁派的施主第巴·吉雪巴，迫使吉雪巴逃至蒙古；率一万余兵攻打色拉、哲蚌两寺，迫使两寺僧人弃寺而逃；下令不得寻认第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等等。但是，也许是格鲁派在群众中的影响太大的缘故，只剩残垣断壁的噶玛贡桑寺还是未能重新修建。就这样，噶玛贡桑寺永远沉溺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旋涡中。原为噶玛噶举派寺名的噶玛贡桑，逐步演变成现在的地名。

历史沿革：在新建噶玛贡桑寺之前，其所在地是大片的农田和大面积的荒地。在藏历第八绕迥水猪年（公元1503年），仁蚌·顿悦多吉为了抗衡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势力，在老城东郊荒地上新建了“噶玛贡桑土登却郭寺”。但是由于格鲁派与噶玛噶举派之间的教派斗争，噶玛贡桑寺建成不久就遭遇难以维持的局面。尽管艰难地维持存续过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未能立足，所留下来的只是“噶玛贡桑”这一名称而已。在拉萨市城区发展之初，这里大部分都是农田，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噶玛贡桑还是一个村庄，隶属于藏热乡（如今已演变成了藏热村），当时村里有100多户人家，200多号人，农田500亩。其东面、北面、南面都被菜地环绕。此地还有个池塘，大家经常在池塘里划船。周围的风景很漂亮，一眼望去，成片的绿油油的菜地，还有很多树木，可以说是拉萨最早的公园，市民经常到那里过林卡。1988年，200亩菜地被政府统一规划，建成了如今的噶玛贡桑统建社区。随着居住人口的不断增多，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划布局和配套设施，逐渐成为居住环境较差的居民小区。为彻底改善噶玛贡桑区域的居住环境，2011年拉萨市决定对噶玛贡桑小区实施整体改造工程。改造工程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承接文化、突出特色为原则，尊重当地风俗，打造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有序、建设和谐的城市新社区。整体改造工程预计投资24.49亿元。改造工程预期3年。除了居民外，原噶玛贡桑所辖区域还有中国银行拉萨分行，拉萨市老年活动中心，拉萨市文化局，拉萨市电视台以及大小商店、家具加工厂等。噶玛贡桑街道办事处辖4个居委会：俄杰塘社区、纳金路北社区、统建社区、噶玛贡桑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