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风的流变与品德养成优势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既取决于它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所依赖的客观条件，也取决于事物自身的内部矛盾运动。家庭存在于社会之中，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粒子”，其变化和发展也遵循这个规律。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运用大量的史料和方法所论证，家庭同私有制和国家一样，具有稳定性和变化性辩证统一的特征，有其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了解家庭、家风等时代变迁情况，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与当今现实层面相衔接。当然，不论家庭、家风如何变迁，家庭依旧承担着“人”的生产和抚育功能，家庭教育对人的成长有着学校教育所没有的特殊地位。家庭教育是启蒙教育、并列教育和终身教育，而且，相对于校风和社会风气，家风富有启蒙性教化、整合性协调、亲密性示范以及优化性创造等特殊优势。

一 家风的时代变迁

自古以来，“家本位”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占据重要地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肌体的健康、稳定以及发展是由家庭细胞维持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家庭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不容置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类社会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不可能原原本本保持固有的形态。譬如，家庭经过史前时期的源发，存在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个体家庭的演变，而个体家庭又经历从一夫多妻家庭到一夫一妻家庭的转变；家庭的结构、规模、功能等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样，社会的发展、变革，在引起家庭变迁的同时，家风内容、形式、功能和价值也与之发生相应流变。

（一）变迁基础：家的时代变迁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有关家庭起源的说法来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描述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基于此，借助亲属制度，探索了人类家庭发展的基本线索。恩格斯借鉴摩尔根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深化，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被人们公认为研究家庭起源的经典著作之一。家庭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大约300万年以前，当时人类的生存能力极其低下，只好结成群体，过着群居的“杂交”生活。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社会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实行杂乱的性交关系”。这种状态表明，人类最初虽有两性关系，但无婚姻家庭可言。

一般而言，家庭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个体家庭的演变历程。个体家庭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乃人类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我们也就此将其视为家风萌芽的开始。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个体家庭出现以后，仍在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发生着变革，尤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联系密切，与之相应，家庭变革乃全球性问题。

关于家庭变革，最先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然后由西方向东方蔓延，20世纪60年代之后波及一切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和民族之中，演变成全球性的家庭巨变。中国的家庭变革就是在这场全球性家庭巨变的高潮中发生的，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中国家庭变革而言，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以及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则是家庭变革的根本动因。总体而言，如果笼统地看家庭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时间节点：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家庭的各方面开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家庭发生激荡式的变革。

如果全面审视中国家庭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过程，由于受深厚的家庭伦理道德和文化底蕴的积淀和影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家庭并非是简单的、机械的“大”—“小”或“小”—“大”的变化发展过程，而是呈现出更为多样化、多层面的发展形态。然而，稳定的“差序格局”决定了“中国的家庭形态……具有特殊的伸缩力：它既可以向外扩展为家族、宗族、氏族等更高层次的社会载体，又可以内缩为仅有父母、妻儿的核心家庭或者主干家庭”[28]。当今家庭的主要趋势是小型化、核心化、多样化。其中，家庭观念、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譬如，家庭观念日益多元、家庭关系日趋平等、家庭结构多维变动以及家庭功能日益多样化等。家庭的模式在社会上呈现出日趋变化的形态，但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家庭以某种模式长期稳定，从结构论层面来讲，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础性作用没有改变，家庭仍为社会的细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变迁内容：家风的变化发展

家风的建设是在处于一定社会背景之下的家庭场域中进行的，同样，家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是历史现象，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同一性。由此可见，由于家风建设的外在条件、社会背景的变化，家庭要与社会相结合，由此家风建设的内涵、目标及功能都会与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显然，在当前时期，形成传统家风或者说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吸收借鉴传统家风建设的优秀经验，建设新时代家风，从中促成个人品德的养成，必须立足当下，回顾并分析家风的变化发展。其中必然需要了解家训的变化发展，且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因为家训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重要教育形式，也是家风优良与否的重要体现，更是家风建设的重要层面。因此，以家训为视角，了解家训、家风的时代流变，也是必要的。

众所周知，家训并非与世俱来，而是时代的产物，并且以家庭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由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家训必然或多或少地发生流变。一般而言，家训具有如下的变迁历程。[29]

1.先秦的产生期。先秦乃从远古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期间涉及原始公社，父权制家庭出现；夏商周，奴隶制时期；春秋战国奴隶制走向衰落。家训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酝酿形成的，其中从五帝到西周，可以视为家训的萌芽时期，尤其是五帝的“禅让制”，涵盖了前辈对后辈的教戒，呈现出家训的端倪。当然，此时仅为家训萌芽阶段，直至周初王室的家训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2.两汉三国的定型期。两汉三国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可以概括为：西汉的大统一—东汉末年的分裂—三国统一于晋。与之相应，该时期的家庭状况经历了宗族姓家族的衰落到异财别居的小家庭涌现再到合财共居的大家庭出现。三国时期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下令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这也是大家族家庭确立的标志，并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理想家庭。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传统家训，主要是大家族家训。两汉三国时期的儒学逐渐占据独尊地位，封建礼教得到重视，家训逐渐相对伦理化、定型化。

3.两晋至隋唐的成熟期。三国灭亡后，从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到后来割据在南方维持半壁江山的东晋王朝，中国逐步陷入战乱连年不断，政权更替频繁的十六国、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后到隋唐才走向统一。该时期，战乱中的官学兴废无时，子弟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担，重视对子弟的训诫，重视传家保国，一是为了防范不肖子孙的“悖德”，二是为了传承家业、光宗耀祖，使得家训趋于系统化、理论化，使得中国家训趋于成熟。

4.宋元的繁荣期。从北宋建立到元朝被朱元璋推翻的四百余年的历史时期，理学兴起、宗族发展，日益完善的儒家纲常伦理思想进一步深入家庭、宗族之中，中国家训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完善、繁荣时期。

5.明清的鼎盛到衰落。一般而言，明清可以被视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由强盛转向衰落的时期。在此时期，产生了大量小家庭，大家庭有的得到强化，有的则急剧衰落，处于现代家庭的“前夜”。与此同时，明初到清代前期，家训出现了空前繁荣，而从清代中期开始，家训又逐步走向衰落。

在传统家训总体上走向没落的同时，家训又在孕育着新的萌芽。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呼声愈演愈烈。与之相应，维新派人士突破了传统家训的藩篱，譬如郑观应家训、严复家训、梁启超家训等，进一步拓展洋务派家训，力争在守旧中推陈出新。紧接着，辛亥革命派人物又继续予以丰富和完善，促进了传统家训的近代转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延安五老”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实现了传统家训的革命性转变，将中国家训的理论与实践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家风在形成和流传、价值与功能以及文化内涵三方面都发生着变化。[30]简单来讲，家风的界定逐步明确化，家风在形式上趋于平民化，家风的内容上逐步多样化，价值上转向世俗化。当然，与之相应的家风建设的原则、方法也不断丰富和发展。此外，传统家风建设的经济基础已经解体，家庭观念、家庭伦理以及家庭文化等，连同个人品德养成都会发生变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其一，家风概念出现并逐步明确。先秦作为家训的酝酿产生期，便逐步形成了家、家门、家道等概念。《左转·昭公三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易·家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类似语句体现出家门、家道的意蕴。关于家教，主要涉及教授和训导弟子两方面内容。后来，据《后汉书·边让传》记载，蔡邕在举贤之时，“髫齓夙孤，不尽家训”，家训逐步从家教中剥离出来。此时，“宗君合一”“家国同构”，道德修养与家世观念相联结就形成了“家风”，且多有“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者。同时，世代传承、学习的相关学问、技能，又形成了家学。两晋至隋唐时期，家风日渐丰富，成文家法开始出现。该时期，家风被推广使用，譬如，《晋书》称刘智“素贞有兄风”，山简“有父风”,《颜氏家训》的《治家》篇强调了“风化”，也彰显了家风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可见，家风的重要性被逐渐认可、重视和提倡。基于家风建设的需要，逐步形成具有奖惩作用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条目，这就是家法、家规。譬如著名的柳式“家法”，主要涉及社会与家庭的道德规范，效法先辈的准则或礼法。当然，在家风、家法、家规日渐呈现，并受到重视的同时，家训的形式也日渐丰富，并且出现了广泛的新形式，譬如家约、家书、家信等。书信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家书或者家信逐步被用于在外地做官的父兄教戒家中子弟的家训。类似箴言、歌诀、碑文等形式的家训日渐出现。此外，家训、家规、家风的辐射面随之扩大。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社会上逐步兴起“经世致用”的思想，由此，一些读书之人逐步意识到经商也是为官之外的出路。由此，务实经世的色彩体现在家训家风中。譬如，人们受明后期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的观念、清代“四民皆本”[31]的观点影响以及《何氏家规》出现的“农工商贾之间，各执一业”等专门的训诫商贾的家训和家风以及家规。

其二，家风在受众上趋于平民化。家训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五帝”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家训情况反映家风情况。由此可见，最初的家训或家风建设产生于“帝王家庭”，直至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家族，颜氏家族“世以儒雅为业”，历来有良好的“家学”[32]传统，正可谓“吾家风教，素为整密”。类似，在帝王家训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他以史为鉴，在晚年撰写成《帝范》，集中国前代帝王家训之大成，也把帝王家训推到新阶段。此外，两晋至隋唐时期，出于整治和优化女子问题的目的，尤其对女子的训诫更加严厉。该时期，世人撰写了《女孝经》和《女论语》，有较为宽泛的适用面，对上至后妃下至庶妇都有教育意义。与之相应，该时期的“母训”尤为突出。宋元时期，部分仕宦家训涌现。宋代，不少名臣显宦，譬如范仲淹、司马光、苏轼、陆游等，都有自己的传世家训。譬如司马光的《家范》《居家杂仪》乃治家、教子的范本。然而，帝王将相家训家风在与大众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过程中，显示出一定的“高深性”，不能很好适用于平民百姓，因而人们既敬仰那些所谓的“仁德”精神与人格，又无奈需要应对基本的生存环境。由此，人们逐步提炼出民俗社会实用的，相对理想中和，较为实际的处世标准。宋明儒生分野，社会上存在相当一部分深受所在家风中儒家思想影响的“绅士阶层”,“并行使统治教化职能，成为基层社会的统治支柱，控制着科举制外的绅士思维与行为准则”[33]。该时期，注重“乡约”文化，讲授、传承、优化“乡约”盛行，同时各家庭、家族重视族谱的续承。此外，“圣谕六言”“上谕十六条”等，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宣传，逐步在民众中普及，而且成为人民的标准。由此可见，帝王将相的家训家风，经过世家望族的家风传承及其道德教化的宣传普及，逐步完成其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过程，实现了从“王谢堂前燕”到“寻常百姓家”的转变。

其三，家风的内容逐步丰富化。先秦时期，西周统治者汲取小邦周灭大邦殷的经验教训，注重统治天下的德性与德行，明确了家训的出发点，加强对子弟的“臣德”教育。这使家训初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便是“成圣成德”的道德教育。其中，周公的贡献最大，他对子、侄、弟的训诫和教导，凸显了“以德育人”的核心，成为中国家训的开创者。此外，孔门家训也是典型代表。孔子以“诗”“礼”传家，德教为先，从做人的根本和基础入手，教人向善至圣。当然，“贵族式家庭”“依附性家庭”和“自由民家庭”三种形式，可以视为家训的不同家庭场域，必然同时存在君王家风、贵族家风和平民家风三个层面。显然，不同层面的家风，内容有所差异，君王家风主要重视治国方略的传授和君子德行的培养；贵族家风主要是围绕立身处世，涉及学师识礼、敬重尊长、忠于君主等内容；平民家庭主要是鼓励子弟读书习武，逐步求得功名利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家训呈现“重儒”的色彩，其不论是为了“立大功，致大化、振名”[34]，还是“光宗耀祖、不辱家声、存续家族”，都离不开精神的涵养、品格的塑造和气质的培育。譬如，从西汉初《孝经》的问世到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班昭的《女戒》等著作的出现，证明三纲五常、尚礼崇德、忠贞孝悌等，成为家训的价值导向。可见，宋代以前家训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很少涉及谋生、实用方面的训诫。自南宋以来，专门论述谋生方面的“治生”“制用”家训、财务管理以及居家技巧等家训开始出现，甚至出现医卜、星象、商贾等方面内容。后期的洋务派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也表现在对家人子弟的教导上，带来了一股“新风”，譬如强调读书治学与世事历练，涉及治学、修身、为政，甚至保健、书法等方面内容。家风内容呈现从“涵养精神品格”到“百姓应世术”的趋向。

其四，家风建设原则方法多样化。我们知晓，中国历代家族家庭重视家训，很关键的一点便是立足于良好家风的建设。关于家风的建设涉及主客体、内容以及方法原则等。先秦时期，《易·家人》指出：“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此处便确定了家训的主客体，父母乃家教的主体，虽然未明确家风建设问题，但其中也蕴含家风建设的主客体。此外，先秦时期，还提出了以身作则、慈爱结合等家训原则以及道德教育和法律惩罚相结合的倾向，应用于家风建设。两汉三国时期，家风建设的方法增加了“故事法”，譬如，石奋的“默示自责法”、赵苞母的“亲情感动法”、范冉的“正反典型引导法”、张奂的“回忆对比法”等，为新时代家风建设，尤其为实现品德养成教育提供借鉴。两晋至隋唐时期家训形式有了新进展，譬如盛行的“诗教”“诗训”，运用亲切婉转、朗朗上口的诗句，潜移默化中感染、熏陶子弟。该方式中比较有名的，当属韩愈的诗训，他作了《示儿》和《符读书城南》两首诗对儿子进行教诲。当然，这也促进了家风建设方法的进步，譬如直观形象法、寓事于理法、对比突出法等行之有效的方法逐步出现。宋元时期，不少家训中都高度强调家风建设及其传承的重要性。譬如，类似“切勿坠家风”“勿学轻薄辱我门”[35]等语句，彰显父母长辈对家风传承的重视，希望家风能够源远流长。当然，该时期的家风建设，强调家长率先垂范、治家公正的要求。虽然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家庭当中难免具有权威式教育，但是在该时期的家训记载中，许多名人以“礼”治家教子的典范，许多开明家长以身示范、治家公正、遵纪守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36]。这也是开始强调家长品行的重要性。此外，宋元家训教化的途径有新发展，譬如教化方式上依靠得力有效的立族长、修族谱、建祠堂等途径，尤其是明清到民国，族谱的编修日益普遍。无论是大家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族谱的修撰盛行不衰，从精神上和组织上团结民众，进行教化，实现良好家风的历代传承。

二 家风的品德养成优势

苏霍姆林斯基曾提及，“个体属于一定环境，又具有创造力，借助环境之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所创造的环境，以及个体自发结合而成的集体熏染教育，其教育效果是很微妙的”。一方面，相对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启蒙教育、并列教育和终身教育，具有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相对于校风、社会风气，家风就是这样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其由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的点滴中形成，而又反过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家庭成员。概而言之，家风在个人品德养成方面具有启蒙性教化、整合性协调、亲密性示范以及优化性创造等特殊优势。

（一）启蒙性教化

据《说苑·指武》记载，“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后武力”。古代家训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德育元素。历代家训体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既能切合现实需要，又能指向未来发展，可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切合个体在胎儿、婴儿、幼儿以及青少年等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实事求是、客观适度地给予引导和教化，进而把社会普遍道德规范内化于人格品质，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家风。同时，家风作为一种家庭文化，发挥着启蒙作用，承载着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有着潜移默化的启蒙性教化功能。毋庸置疑，孩子从小汲取日常生活的营养，进而成长进步。但并不是所有的“精神营养”都是“理想的、合理的”[37]。因此，“必须根据教育目标，创设特别的教育环境”。良好的家风对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学习态度、生活方式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教化作用。此外，家庭不同于学校和社会，作为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长辈与儿女子孙之间富有天然的血缘、亲缘色彩。家风的启蒙性教化功能也反映了其“中介”或“折射”作用，它把社会普遍道德规范体现在家庭的方方面面，借助家庭成员之间，譬如晚辈对长辈的模仿、从众；长辈对晚辈的启迪、暗示等心理机制，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家庭成员个体，内化为个体人格元素，逐步养成良好的个人品德。

（二）整合性协调

“和”是宇宙中不同的物体共生与交融的状态。“谐”乃自然世界中协调有序的规则。和谐的理念，不仅存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存在于社会各界。从哲学意义上讲，和谐状态的实现及维持，离不开所谓的“共识”及“调和”，从中实现对立统一中的“和谐”。众所周知，家风是一种客观的、潜在的、隐形的力量，作为一种“软”约束，起着引导家庭成员言行举止的作用。尤其对未成年人，他们正处于社会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正确的规范和引导。虽然说家风不可触摸、隐性潜在，但是，正是家风的如此特点决定其可以最大限度凝聚家庭成员的思想、兴趣爱好甚至是价值取向，发挥凝聚力效应，使得家庭成员实现自我约束、自我调节，显示了家风所具有的潜在的整合性规范和调节功能。我们知晓，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各自的心理、生理、文化、职业、成长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即使在最和睦的家庭里，矛盾和分歧也在所难免。家风可以发挥协调作用。譬如，调节家庭关系、缓和家庭矛盾、平衡传统与现代间以及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等都是家风协调作用的体现。可见，良好的家风能够提供价值共识或者评判标准，来作为协调家庭关系的杠杆，而且家庭所具备的协调功能亦能在潜移默化中作用于家庭的各方面。

（三）亲密性示范

当今，家庭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闭型场域。家风对家庭成员的规范作用，主要通过三个渠道来实现：第一是“服务与服从社会需要”的原则，家风的建设承载着社会普遍道德规范，对父母长辈在家风建成、传承、创新方面具有指导作用。第二是家风对家庭成员的“三观”所表现出的规范和导向，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导向作用；第三，父母长辈言行举止对家庭成员的规范和引导。父母生育子女，同时也就自然地成为子女的第一任教育者。从此家庭就成了子女的先天学校，无论愿意与否，孩子都要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父母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天然性是由血缘决定的。血缘关系像人体内的经脉网络一样，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家庭教育的各个方面，彰显了家风的示范功能。家风的示范功能主要是家庭中父母长辈对后代及其同辈人员的示范作用，而且这种示范是亲密的、基础性的。可见，子女对家长的依赖，除了血缘依存关系，还有对家长言行举止方面的模仿、尊重、信赖。日常生活中，谁同孩子接触得比较多，孩子就模仿谁。家长与孩子有骨肉之情，富有先天的血液情缘。父母家长的言行举止必然都对孩子的品德的养成及其发展有渗透和导向作用。可见，家长不但是供给儿女吃穿的父母，还是他们人生路上的导师，家长在子女心目中往往是模仿的形象。家风建设旨在营造一个有利于家庭成员健康发展的环境，在家风建设的过程中以及家风的外现中，父母长辈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最为深刻，也最为全面。父母长辈隐性的“三观”以及显性的言行举止、起居坐卧等行为方式都会在日常生活的亲密接触中，对子孙后代产生基础性或者是终身性的影响。总之，父母长辈作为榜样，是良好家风的具体体现，从侧面凸显家风强烈、深刻的示范作用。

（四）优化性创造

文化的本质是创造，离开创造不会有文化。人是文化创造活动的主体，离开主体的活动，也不会有文化的创造与更新。当今，全球化时代下，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观念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家庭环境也必然受到沾染。但是，家风建设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既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先进文化中汲取积极的、科学的、先进的营养成分，还需要保持警惕，自觉排斥和抵制两类文化中的落后的、消极的因素。当然，家庭场域不是隔离家庭与社会的围墙，实际上也不可能隔离，家庭与社会关系密切，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且，家风可以成为一条净化带，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在经过这样一个净化带后，消极的东西被过滤掉，积极的东西被发扬光大，实现生活志趣由低级向高级、由消极庸俗向积极科学的转变。[38]而且在这过程中可以结合家庭状况，一方面，创造出富有所在家庭特色的家风文化，另一方面，基于家风文化，培养、创造社会新生力量。正可谓“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39]。同时，家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和传承，个体与家风是双向同构的关系，在家风建设和传承中实现着“人格化”“社会化”，同时也伴随着新鲜元素的注入而创新家风。此外，随着全新家庭的成立，家庭承载着不同的家风元素，在交流碰撞过程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传承和创新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