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的契合性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相通”“机缘”等含义，更多的是内在关联性、趋向性，甚至是偶然性。更进一步讲，“契合的实质致力于逐步建立起一种共生共存的发展体”。同样，契合还蕴含不同事物之间关系模式的转变。譬如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两者存在“点”层面的契合，逐渐联成“线”，后来形成契合“面”以及契合“域”。一般而言，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处于家庭场域之中，两者在结构、内容、目标、规律以及载体方面富有契合性。

一 两者具有类似的“主、客、介”结构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按照一定秩序构成的组织形式，涉及构造形式、关系网络和存在方式等。其中，一定秩序的实现和维持，必然是在主体、客体、介体以及环体所组成的立体动态系统中实现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具有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培育的优良传统，两者在基本结构上富有同构性，而且在构成要素和运作方式上富有同构性，譬如两者的基本要素都是主体、客体以及介体等，具体表现为主体和客体按一定方式实现的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结构系统。

（一）两者在微观结构上的同构性

关于实践系统的基本要素，哲学界有“三要素”论、“四要素”论和“五要素”论之说。一般而言，实践活动主要有实践的主体、客体和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实践活动涉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有目的、有意识、有针对性的改造。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客体，与客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必须借助某种中介或纽带，采取一定的方式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实践中介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是实践主客体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纽带和桥梁。当然，只有当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进入实践活动中并且互相发生一定的作用时，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同样，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都在家庭场域之中，在两者的实践活动中必然存在主体、客体以及介体等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使得两者的运行和实现成为可能。此外，家风建设与品德养成有着自身的特殊微观结构。我们知晓，两者是在家庭互动中进行的，家庭中的各方面、各层次的互动结构，类似一个“X—Y—Z的三维坐标面”[40]，每个系统中由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在三维系统当中，每一个子系统的变化，直接或间接牵动着其他子系统的变动，对家庭成员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着家风的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教育。

（二）两者在宏观结构上的同构性

一般而言，根据实践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实践划分为个体实践、集团实践和社会实践。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中也蕴含着三种实践类型。具体而言，个体实践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客体，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就是在主客体互动中其自身也得到改造。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都是个体的实践活动，家庭中的父母长辈作为主体塑造儿女子孙的品德，致力于所处家庭或者家族的家风建设。家风建设与品德养成作为个体实践之所以可能，因为个体的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两者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是父母长辈。父母长辈往往充当着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设计者、组织者以及主导者的实践主体角色。同样，子孙儿女的积极有效参与、配合，也显示了他们的主体性。集团实践是集团主体有目的地、能动地作用于客体，同时，其自身也得到改造的实践活动。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将家庭理解为某种集团，形成一个趋向于组织目标运动的整体。家庭作为一个集团的实践通常是家庭集团主体，往往是父母长辈，根据家庭组织目标，譬如良好家风的建成或者是品德的养成等，提出实践的具体目的，然后把完成这一目的的过程分为若干个环节，再落实到每个家庭成员彼此相互配合，进而共同实现预期的目的。一方面，同辈群体的彼此影响，家庭之中的兄弟姐妹，甚至是邻里社区的同龄人，彼此之间无目的、偶发的、随意的相互影响行为，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互为主客体；另一方面，不同辈群体之间的彼此影响，这一方面尤其表现在父母长辈与子孙晚辈之间。此外，社会实践是更为复杂的一种实践类型，或者称之为社会主体的实践。社会主体可以是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家风建设与品德养成作为社会实践之所以可能，主要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共同的利益，可以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在做好各自“小家”的基础上，致力于“大家”的建设。

二 两者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内容相关

个体社会化过程起源于家庭生活，起初通过家庭生活，譬如父母长辈、兄弟姐妹等接触社会已有的思想观念，然后受到学校、社会乃至大众传播媒介等因素综合影响得以完成。因此，对于个体的成长而言，家风不仅关系到其身体成长，更重要的是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这关系到个体“三观”的形成。同时，家风建设必然涉及品德方面的塑造，两者涉及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内容，可见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有相似的内容。

（一）为人方面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位家长的心愿。所谓人才，必先成人，而后成才，要使孩子成才，先教孩子做人。子女能够如愿成人、成才是家长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孩子将来无论成就大小，都要在社会上立足，成为一个合格公民。为人教育是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的核心，而且，让孩子学会做人会得益终身，也是两者的追求目标。

其一，洁身自好。中国历史悠长，流派众多，其中叙述修身养性、洁身自好的名典格言数不胜数。这闪耀的都是为人的精华，彰显的是流传千古的智慧。譬如，“修—齐—治—平”的重要文化传统至今仍有可以借鉴的元素。所谓“修身”，主要是指在个人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方面，所进行的主动、自觉地锻炼和涵养，以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当然，修身内涵修身养性之意。身乃性之载体，性乃身之灵魂，故修身之本在于养性。其中，洁身自好是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同样，洁身自好也是为官廉洁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人物，不论是出身贫贱或豪门，其家训家风中不乏以俭养廉，洁身自好、严格修行的理念和要求，而且即便是高官厚禄加身之时，俭朴如旧，廉洁如旧，真正做到了洁身自好。个人品德的养成离不开个人主体的自我规范、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过程。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的现代化也要随之发展，而人的现代化包含观念的进步、素质的提升、关系的丰富，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离不开“修身”。

其二，善良正直。为人处世要有自己的人格。人格即人之名格，要求为人处世要善良、正直。善良是做人的根本，是人性的美德。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善良是人性中最原始、最美好的成分，是生命中的内在品质。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是几千年来炎黄子孙的传世家训。一个拥有善良之心的人，会真诚地爱亲人、爱他人、爱社会，当然也会获得别人对自己的爱。同样，正直是做人的脊梁。做一个正直的人，光明磊落、心底无私，才会一身正气傲立在天地之间。家风建设要迎合社会发展需要，当中必然不乏正直的元素，感染家庭成员做一个正直的人，坚持原则、讲求正义，做到穷且益坚不跌志，富当低调不猖狂。善良正直成为品德养成教育的重要内容，父母长辈教导子孙儿女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念，行事识大局、顾大体，能把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为贪求小利而失大节、不为满足私欲而失人格。

其三，克己奉公。清正廉明、克己奉公是传统社会在处理公私关系上对为政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它不仅是统治者选拔任用官吏的标准，而且也一直是统治者的主要行为规范。当然，这也是个人良好品德的体现。传统文献中记载着大量的类似语词。譬如，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早在《诗经》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夙夜在公”的道德要求，认为日夜为公，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通过了解历史上的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凡是当政者率先垂范、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的时期，社会矛盾就得到暂时缓和，经济文化就会得到迅速的发展，社会公利就会得到认同和肯定。反之，则世风、政风日下，自私之风盛行。可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个国家如果不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而是浪费、奢侈，民族素质就会降低，国家实力就会减弱。同样，回归家庭建设的探讨中，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也是立家之道，更是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个人品德养成的重要内容。

（二）处世方面

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过程中穿插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为人处世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更是人生的必修课，同样是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的重要内容。

其一，仁爱谦和。孔子在《论语》一书中，对“仁”的解释很多，最重要的解释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三句话。“爱人”就是指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怜悯之心，能体贴别人的悲痛忧伤，懂得尊重、关心、爱护和帮助别人，这不仅是家风建设的要求，而且也是对人性中善良基因和情感的呼唤。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爱是人的最高尚的情感。”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教导，首先就要培养和陶冶“爱”这一元素。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在彼此的接触、相互帮助中建立起精神联系，逐步产生爱的情感。父母把子女抚养成人，正是由于父母的爱滋养着孩子的健康成长。其次，父母长辈在爱子孙后代的过程当中，教导孩子要友爱互助，爱他人、爱祖国、爱人民，从而逐渐形成良好家风。“仁爱”和“谦和”是相互联系、分不开的。“仁爱”利于人际关系中“和睦”的实现，“谦和”反作用于“仁爱”的实施，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共筑于“和谐”。由此可见，“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1]“和”乃君子的重要品质，穿插在家风建设与品德养成教育之中，由此和睦家庭、家族、邻里，最终和谐万邦。

其二，团结合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历经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沉浮，又几度崛起；曾经辉煌，也数度默然。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时候，必定是国家团结稳定之时，反之则必定问题重重、一盘散沙的局面。大到国家如此，小到一个团体，一个家庭莫不如是。而且根据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等论断，团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一个必要的条件，也是人之为人的体现。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不停地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而要从事生产活动，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人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无论古今，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由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离开集体和社会的个人既无法生存也无法从事生产。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们互助合作的历史。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团结合作。古人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列宁也将“人的感情”[42]视为人们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前提和基础。诚然，感情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团结合作正是人们真情、人格、良好品行的体现，也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保障之一。

其三，忠诚奉献。“忠”“恕”“信”是相关的道德范畴，“忠”作为道德规范，在春秋时引起重视并流传开来。《说文》“敬也，尽心曰忠”。郑玄解释“忠”是“中心曰忠，中下从心，谓言出于心皆有忠实也”。“忠”被认为是“德之正也”,“民之完也”，成为做人处世所具备的品质，同时也是家风建设的规范标准。“忠”作为人的道德标准，具有普遍性，适应于一切个体和一切家庭。孔子把“忠”作为个人必须具备的品德，并以文行忠信教育弟子，提出“主忠信”的思想。三省吾身：“忠乎”?“信乎”?“不习乎？”[43]“子以四教，文、行、忠、信。”[44]“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45]可见，“忠”是古今中外所推崇的一种美德，是做人所应具备的品质。无论是在家庭内外，对内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对外人与人相处，都要讲求忠信，忠诚老实，同时力求尽心。此外，爱国奉献也是忠的另一种表现。历史记载了许多可以为国家利益而做出牺牲，甚至以身殉国的忠烈之士，其中也不乏感恩奉献意蕴，同样，良好家风及其个人品德，不仅体现在对所在家庭的奉献，更重要的是要上升至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

三 两者在“近、中、远”期的目标相切

人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婴幼儿—童年—青年—成年，甚至是老年的整个一生来完成的。家风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形态，具有教化、协调、示范等功能，使其在实现个人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个人品德的养成也是为了助力人的社会化，成为健全的社会人，这是两者的共同目标。当然，两者追求的近期或者中期目标，最终都是要致力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

（一）培养子孙后代

个人作为社会的独立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具备一定的价值观念。显然，个人品德的养成目的在于助推个人，尤其是未成年较好地实现社会化，成为社会人。同样，良好家风的建设，可以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优良环境。譬如，有学者以30年为时段做了实验，在家风建设过程中，若父母在孩子的童年有同理心、给予关爱等，30年后他们可以获得良好生活。诚然，父母长辈是家风建设的主体，而且无数经验和研究证明，父母与孩子，尤其是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决定孩子未来成就和幸福的最核心的关系。[46]这充分说明，良好的家风是孩子成才、成长的重要因素。家风对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习惯、道德修养以及为人处事等方面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鉴于此，出于培养优良子孙后代为目的建设良好家风，可以为子孙后代的成长进步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构建和谐家庭

我们知晓，父母长辈是家风的承载者。若个体所在的家庭或者家族具备良好的家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庭中父母长辈的素养。在良好家风的作用下，父母长辈在家风的熏陶中，在子孙儿女的反作用下能不断得到信息反馈，不断充实和提高自我；同样，孩子在良好的家风中能接受积极的影响，促进个人品德的养成以及健康的发展。家风的建设致力于营造家庭成员互爱互助、和谐友好的环境。家庭成员之间精神放松、心情舒畅，则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达到更加美好的生活境界。此外，幸福是基于人对生活的美好感受，且追求幸福是人生的最大愿望。反过来，个体在家庭之中，感受到幸福和归属感，必然更利于实现家庭的和谐团结。而且，品德养成教育追求“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磨合，形成相似的“三观”，这就减少了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进而实现家庭的和谐。

（三）优化政风民风

风气本是自然现象，人们借来指风范、风尚、习气等社会上或某个群体中体现的行为风范。“风化”的潜在、隐形力量，可以实现“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的良好功效。纵览历史风云，“中国古代既存‘桀以奢亡、纣以淫败’的实证，也有因王朝励精图治、世风清明向上而成就的‘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47]。风气涵盖家风、党风、政风等，各领域的风气属于社会环境的构成元素。可见，社会风气的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其中，家风尤为重要，关系党风，连着政风，影响民风。我们追求新时代家风建设，为了实现家风、政风和民风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样，个人品德的养成，不论在家庭之中，还是走向工作岗位、步入社会过程中，可以实现家庭、工作、社会的有效联动与互促。

（四）维护社会稳定

万俊人先生高度强调家庭的功效，他认为良好家风的建设，可促进“细胞”的积极效用，进而利于其所依附的社会肌体的稳定和强大。[48]诚然，家庭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家风可以很好地实现社会文化的落实和传递。中国传统的家风建设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造就了中国传统家国文化。家风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现代社会的文化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文化共同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同时塑造了新时代的家风，也推动先进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这说明家风在社会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建设良好家风是出于稳定社会的目的，家庭细胞的稳定必然实现社会的稳定。同样，社会由个人组成，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个人品德的养成，必然能够实现以真诚善良之心对待他人、以忠诚奉献之心服务社会、以友爱平等之心对待自然，进而为社会的稳定发展、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

四 两者的“适、转、协、变”规律相通

规律问题是哲学中的深层问题。列宁曾指出“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则说：“客观事物的内在的联系，即规律性。”由此可见，规律与本质是同一序列的规律。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客观规律，并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从表面看来，似乎乃两个不相关联的概念，但由表及里，深入剖析，两者则具备多种相通的内在规律。[49]

（一）社会适应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建设的相关参照或者说是价值标杆，必然要依照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同样，个人品德的养成也是实现社会普遍道德规范并逐步内化的过程。不论是家风建设，还是个人品德养成，尤其是两者的目标和内容，既要“适应”社会变化，又要“服务”社会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正反两方面情况，即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的目标和内容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按照社会适应规律，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的目标和内容必然要立足现实，并指向未来，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去设计两者的目标和内容，这才是科学的、正确的、先进的。当然，从根本上讲，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的根本依据要适应先进生产力生产力发展要求，基于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状况以及不同家庭现状。譬如，苏联著名教育家马里延科曾评论道：“维果茨基关于教育学……应以明天的发展为目标的论述”，不论是家风建设，还是个人品德养成应当根据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实现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保证两者更稳步地发展。同时，还应看到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和变化是永恒的，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要随之不断发展和更新，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状。

（二）内外转化律

个体的品德形成过程与人的身心成长发育过程相一致。一般而言，个体的思想品德形成过程有渐进性和阶段性特征，按照“从他性—反思性—为我性”的过程，即从以他为主走向以我为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是个体的主体性不断凸显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一般会经过“体验感知过程—整合内化过程—提升外化过程”,“纳入儿童的心灵之中，变为他的理想”。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过程中，均贯穿着个体品德的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过程。可谓内化是外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化，也就没有外化；外化是内化的目的和归宿，没有外化，内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家风建设过程中实现社会普遍道德规范的内化，但是其建设的成功与否，关键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外在表现来判断，譬如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个体是否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等。同样，个人品德的外在表现是个人品德养成的目的，也经历了内外转化过程。此外，实践基础上两者相互渗透。个人品德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也就是个体践行新的道德规范的过程，同时，个人品德行为表现，也是其知、情、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不乏家风的作用。不论是家风建设，还是个人品德的养成过程，其关注点和落脚点都是“人”，这就要关注个体内隐性思想变化，同时关注个体的外显性思想变化。

（三）协调整合律

不论是家风建设，还是个人品德养成，均会涉及个体、环境、介体等元素。个人品德的养成离不开教育、环境、介体和个体自身四维结构，以及与之相应形成的四维作用力。如果个体、教育、介体和环境四者相融，则个体对环境的影响，对介体的认可以及对教育的指向等，有相当的主动性与建构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品德的养成能处于健康良好的状态，反过来个体也会对教育、介体和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个人品德的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与个体自身有关，而且受家风的深远影响，共同构成彼此作用的系统体系。同样，当家风建设处于一定时代，也深受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大环境充斥着积极和消极的元素。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或者抑制并消除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拓展社会环境中的积极影响，将其与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的价值取向、行为目标协调统一起来，从而形成良好的氛围，促使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的养成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此外，从微观层面来讲，个体品德的养成，历经内在思想、心理矛盾、碰撞、整合过程，同样，家风的建设也必然需要实现内在各方面的协调、整合，这些都是两者“协调整合律”的体现。

（四）主客互变律

个体的品德养成过程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少到知多、由知浅到知深的思想矛盾运动过程，也是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过程。正如前面所述的“品德养成阶段”，个人品德养成要经历外在教导的“不自觉”—主体自身“自觉”—主体内在“自动”的三个层次和过程，才能逐步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样，家风建设也存在所谓的主客体之间，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互相转化。显然，此过程是主客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过程，其中必然存在主客体互变规律。一方面，主体是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表达者，是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的组织者，更是引导客体进行自我教育的激发者；另一方面，客体在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过程中也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影响，而是发挥着主体作用。譬如，在个人品德养成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提出的教育要求，最终都必须通过受教育者自己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进行自我控制、评价和教育以及自我超越，实现由客体向主体转换的“无教之教”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的品德养成。与此同时，客体是能动地践行社会道德规范并影响主体及其活动的主体，又是自我教育的主体。可见，在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过程中，主客体的彼此作用和相互转化是辩证统一的，而且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五 两者的“物质和精神”载体相近

载体本是科技术语，最早出现在化学领域，后来广泛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通常被理解为承载一定知识或者是信息的“东西”。借助思想政治教育上的承载教育信息、为主体所掌握、主客体互动等构成载体的条件，我们发现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必然离不开各式各样的载体，来实现凝结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过程中的相关元素，进而促进两者的结合，产生较好的总体合力。

（一）管理载体

管理是与人类文明相伴的实践活动，大到国家、小至家庭都与管理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人们的协作劳动、共同劳动的运行中“指挥”[50]的重要性，“以协调个人的活动”[51]。可见，凡是有人类日常生活和劳动实践的地方就需要协调、控制和配合，这就需要借助管理的效用，追求活动中各元素和环节的良性运转，进而使相关活动能够有目的、有秩序、可持续进行。在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中，“人”这一元素都是两者必须关注的元素，而且始终贯穿于两者当中。人的存在，使得管理载体在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中发挥重要功效成为必要与可能。家风建设过程中，管理载体普遍存在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家庭成员的生活、学习、工作都息息相关，依据相应的规则、制度对家庭成员及其关系进行调试，对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从而建设优良家风。借助相关管理载体，实现家风建设的制度化，可以实现优良家风在不同代际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承创新。同样，个人品德养成借助相应的管理载体，将社会道德规范寓于管理活动之中，并与管理手段相配合，利用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实现由“以人为手段”到“以人为目的”的转变，逐步实现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化和外化，进而养成良好品德。总之，不论是家风建设，还是个人品德养成，管理载体在其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文化载体

一般而言，广义上的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纵横两方面讲，文化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可见，文化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文化。当然，文化的内在抽象性特质和外在具体化表征，为其作为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的载体提供依据和条件。家风的建设需要借助社会道德规范，来建设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良好家风。而社会道德规范是价值观的具体化，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同样，家训、家规等文化产品，树家规、传家训等文化活动，都是家风建设的重要文化载体，既可以实现社会道德规范渗透在家风当中，又可以实现家风的合理建设。个人品德养成是主客体、介体、环体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借助文化活动或者文化建设作为载体，将品德养成的要求和内容寓于文化产品和文化建设当中，可以使得个体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各种文化熏陶，减少品德养成的阻力，提高品德养成的效果。譬如，优良的家风及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个人品德养成的重要文化载体。此外，在一定意义上讲，和谐、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家风本就是一种文化。良好家风文化中的父母长辈具有崇高的品德、坚定的信念、强烈的责任感、严格的纪律感等，必然能够使生活其中的家庭成员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和熏陶，促进个人品德的养成，成为合格的社会人。

（三）活动载体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2]，哲学家的关键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与社会、自然彼此作用，相互影响，推动着人类世界的发展进步。可见，人类的实践活动拥有突出地位和作用。一般而言，人类的实践活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本身就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同时，家风建设与个人品德养成过程并非是孤立封闭的，必然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基于此，两者的活动载体在类型上有较多的相似性，主要涉及家庭日常活动，譬如孝亲敬长、尊老爱幼、团结邻里等社会公益活动，走访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红色文化基地等实践活动。恩格斯曾言：“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53]可见，人类的活动并非自发、盲目、毫无目的，同样，不论是家风建设还是个人品德养成的活动载体，从其选择、设置、实施以及反馈等环节，都是有组织、有目的、有针对性进行的。譬如春节期间，祖辈出于对家庭文化的传承在家庭中举行的相关仪式活动，能够实现对子孙后代的教育，这也是家风建设等重要活动载体。此外，活动载体在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中发挥效用的机理具有相似性，可谓“建设”与“建成”,“培育”与“践行”的有机统一。在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父母与儿女进行主客体转化、教育与自我教育，满足广大个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践行伦理道德规范的相关要求，同时对广大个体更好地进行良好的品德养成教育。

（四）大众传播载体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当中，不断与他人或群体发生着交往，而这种交往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借助人际传播、团体传播、网络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载体来实现。当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国已基本形成受众人数多、覆盖面较广、信息较为完整、辐射力较强的大众传播网络。大众传播网络的迅速发展为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及其载体提供了科技条件。大众传播载体主要涉及报纸、杂志、书籍等纸质传播载体和广播、影视、网络等虚拟传播载体两大类，包括传播者、受众、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四个彼此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要素。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巴克所说：“在当今世界迅速变迁的社会里……社会化不再是局限于童年，而是一个无限的、自我定向的过程。”[54]个人品德的养成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其中个人品德的养成与大众传播密切相关。大众传播所具有随时性、动态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形成道德规范、养成良好“三观”的重要载体。譬如，家风建设过程中可以借助相关大众传播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家风建设当中，不仅可以实现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的落实、落地、落小，而且可以为个人品德的养成注入新鲜元素。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和自媒体以及融媒体等不断涌现，类似网络媒体所具备的“快、准、全”等特征和优势，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也给家风建设和个人品德养成带来机遇和挑战。由此，在载体选择方面，要明辨是非，选择积极有利的传播载体，自觉抵制消极的载体，充分利用各种新兴媒体，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