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脏藏象

天人形态负阴抱阳,据古人天人相应的观念可以知道中医早期的藏象理论曾经本于四时阴阳。本书谓之为“四时阴阳”或“四方阴阳”,赐之以名;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事物被命名之后,便于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便于阐释和引述。此治学之常用套路也。

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

“殊不知三坟之余,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

从林亿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古代医家的思想库中有些什么工具:唐尧授予的四时阴阳,此为藏象之始基;虞舜的日月五星七政、文王六爻、箕子的五行。这个思想库是其大略。结合《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可以看到古代中医学术发展的轨迹:第一步,四时以阴阳为总摄,从此与医学相终始;第二步将四时阴阳与四脏结合形成了藏象学说,并引入五行以“佐世”(早期五行理论只起一种辅助作用,因而四与五数常不谐调。本书后有详论);第三步取六爻之数,将六合、六气以六经的形式赋予人体;第四步则由“天六地五”之数构成五脏六腑十一脉体系;第五步,也就是最后才建立起了十二经脉的循环系统。

早期中医藏象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四时阴阳,它构建在负阴抱阳的框架之下,并于其中构建了脏腑生理、经脉、养生、脉法、针刺疗法等理论。

今本《内经》的藏象理论是以五脏为中心,尽管如此,其中仍然能够看到一些四脏藏象的痕迹。例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中的脏腑形态:

“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负阴抱阳:左少阳、右少阴、前太阳、后太阴四个方位,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时,并由此而对应人体身上的肝、肺、心、肾四脏。大约其时四时尚未与五行结合,没有五脏,所以“脾”不在四脏数中,被置于“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之间,这是较成体系的四脏藏象,弥足珍贵。

天人形态所决定的四脏分布是:心脏在前,对应夏季,故“为阳中之太阳”;肝在左,对应春季,“为阳中之少阳”,心、肝两脏与前太阳、左少阳相符。但是,本节经文对肺肾的记载却有不同:“肺者……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和“肾者主蛰……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以天人形态衡之,则不难发现,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肺者……为阴中之少阴,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心与肝既为“阳中之……”,与之互为对待,则肺与肾当为“阴中之……”,春夏属阳,心肝属阳,秋冬属阴,肺肾属阴,义理晓然。这样才能与前太阳、后太阴、左少阳、右少阴的四方布局一致。

这里的四脏藏象因太阴少阴与肺肾错位而变得扑朔迷离。王冰注曰:“心主于夏,气合太阳,以太阳居夏火之中,故曰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也……肺脏为太阴之气,主王于秋,昼日为阳气所行,位非阴处,以太阴居阳分,故曰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也……肾主骨髓,发者脑之所养,故华在发充在骨也。以盛阴居冬阴之分,故曰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也……肝……以少阳居于阳位,而王于春,故曰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也。”如谓肾为“盛阴”,盛阴就是太阴的意思,却又称之为“阴中之少阴”,此自相矛盾;这是明知心为太阳,肝为少阳,并且知道阴阳四方的对应关系,却曲为之辩,是所难以理解也。

其实,后人一直知道肾为少阴,肺为太阴之说有误。林亿《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并《甲乙经》《太素》少阴作太阴,当作太阴,肾在十二经虽为少阴,然在阴分之中当为太阴。”萧延平按:《素问·六节藏象论》谓:“肺为阳中之太阴,肾为阴中之少阴,肝为阳中之少阳。”新校正引《太素》“肺为阳中之少阴,肾为阴中之太阴,肝为阴中之少阳”,用以证明《素问》王注之失,其说甚详,检《素问》卷三第九《六节藏象论》王注下新校正自知。又,杨上善在注“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时说:“肾肝居膈以下,又近下极,所以为阴也。肾以属水,水为太阴,故为阴中之阴也。”古之医家都很清楚,四时对应四脏,其中肾属太阴,肺属少阴不容置疑。

今本《灵枢》是高丽于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所献《黄帝针经》的版本,亦能看到其中的脏腑理论秉承了早期的四时阴阳理论。例如:

《灵枢·九针十二原》:“五脏有六腑……阳中之少阴,肺也……阳中之太阳,心也……阴中之少阳,肝也……阴中之至阴,脾也……阴中之太阴,肾也……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者也。”

《灵枢·阴阳系日月》:“其于五脏也,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

四脏对应四方:前太阳,后太阴,左少阳,右少阴,只是后来加入了以脾为至阴成为五方,那是为了便于与五行相配,合入五脏。

肺为少阴,心为太阳,肝为少阳,肾为太阴,乃是四方阴阳的原形,据今天推测,肾为“阴中之少阴”与肺为“阴中之太阴”多半是转抄讹误造成的;“王注之失”使得藏象理论在唐代失去了一次矫正的机会,误说浸假而成正论,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学术现象。

因此可以确定,中医学术史上曾经有过四时阴阳的藏象学说。谓余不信,还可以找到一个旁证。

《素问·刺禁论》:“黄帝问曰:愿闻禁数。岐伯对曰: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膈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

注家多困惑于“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解说纷出,有谓清浊升降的,有谓功能调节的,还有认为古代解剖记录有误的,不一而足。其实,真相十分简单,就是来自负阴抱阳的天人形态。肝属少阳,应于东方,在左;肺属少阴,应于西方,居右;心属太阳,应于夏季,位居于前,亦谓之为“表”;肾属太阴,应于冬季,位居于后,故谓之为“里”。四方为“王者四位之选”,地位崇高;而“脾为之使”,屈居于皂隶之间,这正是四脏藏象的形式。

早期的中医术语极为质朴。“父母”“小心”“为之市”“有福”似出于乡农父子之口,村态可掬。篇名“刺禁”旨在指出针刺背部腧穴可能引发的危险,所以,“膈肓”与“七节”是指脊柱上的节段、名称和标志,用以警示同行。

就常理而言,四时阴阳对应四脏,少阳对少阴,太阳对太阴,是天人同构的完美形式。在古人的观念中,将秋季阴气较少(少阴)改变为阴气隆盛(太阴),将冬季的阴气隆盛(太阴)改变为阴气较少(少阴),从天人相应的观念上看,其情形有如地理发生巨大变更,北岳恒山与西岳华山互换了位置,虽不致“阴阳反作”,但会使天人结构和秩序发生失衡。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说“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天之道无成者”,信仰天道的古人对此竟熟视无睹!

依据目前的文献,无法证明这是古人为了跳出负阴抱阳的固有窠臼而进行的理论创新,文字讹误的可能性最大,因事出于远古,历史积淀过于厚重,无人敢于置疑。而中医之肾属少阴,肺属太阴,竟然是以讹成讹,积非成是的结果?!因为一次文字讹误就此改变了中医术语,从而改变了古代医家的思考方向和藏象形态,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中医理论就是在对于前人文献的注释、领会、解读、贯通之中获得灵感和知识,从而得到发展的;如果将误读误注也包罗在内,似也符合情理,大可不必惊诧

① 古代曾有因笔误成事者,例如历史上“郢书燕说”的故事。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其中两“说”,读作“悦”,义同于悦。

尽管肾属少阴并不是轩辕岐伯的原义,然而医道以治,并不影响中医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出一套能够致用于临床的脏腑理论。

《素问》有一些篇章似明知肾为少阴之说有误,却曲意回护,或予以特别的阐释,并由此宛转关生,推陈出新。例如:

《素问·水热穴论》:“黄帝问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诸水皆生于肾乎?岐伯曰:肾者,牝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 至阴。”

这是专门回答“少阴何以主肾”的问题。其后的潜台词则是“本来应该由太阴主水主肾,为什么变成了少阴呢?”作者借岐伯之口回答道,水属阴物,而肾是“盛水”的地方,其处阴气盛大,所以说“肾者,至阴也”。注意:至,极也。《吕氏春秋·离俗览·为欲》:“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至阴就是极阴,义同于太阴,而程度更甚。显然,作者知道肾主水、属冬,阴气盛大,按理应为太阴,却屈从于误说,发明了“至阴”一词来解释肾中阴气隆盛的生理和病理现象。正是由于肾中阴气极其盛大,所以可致“关门不利”,水湿不得排泄,就会发生水肿。

同时辩曰:“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虽然肾有少阴之说,但那是指冬天的脉象,并非指的是肾脏的功能;肾的功能体现为“至阴”,其中的阴气比太阴肺脏更甚,因此,水证“其本在肾,其末在肺”——这里实际上认同了肾属太阴,肺属少阴——由肺肾两脏共同完成人体的水液代谢,两者的功能失调则会发生水肿。显然,《素问·水热穴论》的作者应该知道肺属少阴、肾属太阴更加符合肺肾之间的生理性状,但是,面对肺成太阴,肾为少阴的既成事实,所能做的只能将少阴变为“至阴”,加重肾中的阴气,从而维持肺肾之间原有的阴气多少的比例不变。

今天看来,《素问·水热穴论》关于太少之权辩,虽然言之成理,但也仅限于水证的病理,后世医家则将太少阴阳之误推而广之,将肺为太阴、肾属少阴铸为不易之论,沿用至今。

在中医藏象引入五行以“佐世”之后,四时与五行结合,四脏变成了五脏,于是阴阳与五脏的关系被重置。此可见于《素问·金匮真言论》:

“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重置之后以上下分阴阳,因而没有代表四方的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等内容。“背为阳”,谓胸背部在上为阳;“腹为阴”,指腹背部在下属阴。心肺居于胸内,因位置在上属阳,其中心肺两者又分别为“阳中之阳”与“阳中之阴”;肝肾在腹内,位居下属阴,肝肾两者分别为“阴中之阳”和“阴中之阴”。

脾为“阴中之至阴”。脾为至阴与上面肾为至阴的意义不同。“至”,《国语·晋语》:“君以骊姬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韦昭注:“至,深也。”脾属阴,藏在较为深层的地方,意谓脾位于五脏的中间。这里将脾纳入五脏是对《素问·六节藏象论》有关藏象部分进行了重新建构;此前太少阴阳的四方不应五行之数,此则添加“至阴”以应其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素问·六节藏象论》的“藏象如何?”与《素问·刺禁论》之“左肝右肺”都是早期四脏藏象存在的证据。在《六节藏象论》里可以看到,四脏藏象已经为中医学说奠定了脏腑的基本功能:心藏神,肺藏魄,肾藏精,肝藏魂,以及心主血脉,其华在面;肺主气,其华在皮毛;肾主骨,其华在发;肝藏血,其华在筋爪。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谈到如何建构脏腑经脉的理论时说:“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所谓“内考”“外综”,就是司外揣内;“本性命”,是对自我生命的感知和体验。早期的人类心志单一,纯德全道,不惧于物,较长于感知周围事物,亦较长于内视感悟自我的生命。“穷神极变”,就是运用心智,感受生命现象,加以发挥悟性。

中医藏象中那些由感悟获得的生理知识亦多出自四脏藏象这一时期。如四神脏的功能:心藏神,神清气爽是由于心血充足,故神为血气之性;肺藏魄,魄,体魄,体格与精力,体魄强健肺气充足,故肺主一身之气等。再如,胸腹的温度高于背部,认为胸腹属阳,背部属阴;走路使呼吸加快脉搏加速,则能于中体悟出心肺的关系,气行血行的道理。又如,解小便须集中心志,努责大便使得肺气下行,可以悟得心与小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互为表里的道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