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灵活化概念和表现形式

(一)概念

刑法的灵活化和修改( Flexibilisierung und Änderung des Strafrechts)并不是等同的。现行刑法允许在不触及自身体系时作出修改。但是刑法的灵活化意味着刑法体系的续造、瓦解或者形变( die Fortentwicklung, Aufweichung oder Verformung strafrechtlicher Strukturen) 。相应的，这也适用于法律适用：构成要件的解释甚至是构成要件的修改。但是并不是每次构成要件的解释都会涉及其体系。为了明确刑法灵活化的概念、范围以及伴随而来的挑战，笔者将在下文中区分其两种表现形式：立法的灵活化和程序的灵活化( die legislative und die prozessuale Flexibilisierung) 。

(二)立法的灵活化

1． 法律修改

刑法典分则的修改能够清晰地展现刑法的灵活化。可是，反映社会观念变迁或对新出现的控制问题作出反应，以及同时改变其体系的革新相对来说是少见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侵犯性自主权”的性犯罪解释的修改是西德社会自由化的结果。1在刑法典中大量引进从属的经济和环境构成要件，是对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控制问题的刑法回应以及对其生存基础的威胁的认知。2相应的，在21世纪初引进新的以预防为 导 向 的 国 家 保 护 犯 罪 ( die Einführung neuer präventionsorientierter Staatsschutzdelikte)是担忧国际化恐怖主义的表现。3可是这种发展只是相对地表明这种情况即刑法分则能调节社会问题。确切地说，从这些修改中能看出刑法的灵活化。因为对于现代的经济刑法、环境刑法和国家保护刑法来说，它们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罪类型。这类犯罪类型并不是以具体损害或具体危险状况为归责前提。此外，它简化了法律适用，因为它取消了那些在结果犯和具体危险犯中出现的典型证明难题。4尽管这种灵活化改善了法益保护，但是通说认为，若以此作为犯罪范式的话，可罚性将有争议地前移至法益侵害的准备阶段。5从这种绝不是无其他选择的犯罪理论观点出发，通说警告称，这个从抽象危险犯罪而产生的刑事惩罚将更少地作为一个预防性工具对应受惩罚的犯罪作出反应，因此将与行为原则和罪责原则相冲突。6所以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扩张被视为质疑刑法灵活化的典型例子。作为这种“变化”的顶点，即消除“预防性的危险预防和镇压性的自由保护的传统区分” ( die klassische Unterscheidung von präventiver Gefahrenabwehr und repressivem Freiheitsschutz)，出现在《德国刑法典》第89a条及以下条款之中7，有人将它们用来作为说明新犯罪预防法或安全保障刑法( das neuartige Kriminalpräventionsrecht bzw. Sicherheitsgewährleistungsstrafrechts)出现的例证。8这类危险犯的构成要件也简化了通过刑法的法益保护，所以在功能性角度展现出值得肯定的灵活性。但是它们是否应被评价为“法治国刑法的衰落”9( Schwundstufen eines rechtsstaatlichen Strafrechts)或受到批判，取决于刑法和犯罪理论前提的说服力，在这里需要对这类“现代”刑事构成要件进行衡量。

2． 刑法的程序性、反身刑法和活跃的刑法(Prozeduralisierung des Strafrechts, re-flexives und aktivierendes Strafrecht)

有些人认为，在使用不明确概念和一般条款时也会出现(值得批判的)刑法灵活化趋势。10然而这是夸张的。因为不明确的构成要件要素可以在核心刑法数量众多的传统构成要件中找寻到(过失犯的构成要件、侮辱、监禁概念等)。然而从这些例子中可以区分出这些构成要件，即它们的内容必须在刑事程序之外规定的(行政)程序中来具体化。这类构成要件的目的在于马上实现刑法的修改，并且与上述所列的有解释需要的(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例子相比，其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刑法灵活化。因此近几十年来在“刑法的程序性” ( die Prozeduralisierung des Strafrechts)这个关键词下讨论了伴随而来各种改变和问题。11同时早已出现的一种新的、至今很少讨论的现象，在这里应称之为活跃的刑法( aktivierendes Strafrecht) 。

对于程序性，艾克( Eicker)理解为放弃通过要求和禁止而利用程序性规则进行控制。12程序性刑法间接地通过对目的和程序过程的限制而引导以及灵活化刑法，在这时要确保刑法具有学习能力。程序性刑法的制定通常是作为在内容上缺乏特殊认知的反应，而这个内容则与(刑事)法律判决是相关的。13因此创造性判决通常是风险性判决，在判决中同关于实现所追求目标或者失败风险的可能性预测相比，更多的是不可能性。14为了避免在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判决犯罪化，在《德国刑法典》第266条的解释中，排除了将企业内部适用程序的遵守转化为风险政策。15在《德国刑法典》第331条及以下也作出了非封闭和僵化的命令规范，而是将可罚性在部分上与机关的决定相联系(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1条第3款、第333条第3款)16，以及在查明所谓的非法协议时允许考虑程序性规则。17另一个在核心刑法中刑法程序性的典型例子是，致死的中断治疗的刑事合法性同在程序形式上近似于无明确的和因此仅是推断性的病人意愿的耦合。18在这里，刑法吸收了从民法规则所设置的程序结果，以在规范上确定病人的意愿在事实上是推定的。环境刑法也有程序性特点，比如《德国刑法典》第325条的构成要件将可罚性同环境程序法的行政行为内容相联系。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自然资源管理是由国家进行管理的，因此在这类管理决定中必须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刑法通过从属的刑事处罚在侧面保护这类衡量决定在行政行为中所包含的结果，而行政行为是环境法的基本规范。此外具体的法益保护要让步于那些程序保护，在这些程序中将会具体化环境法规定以及相关的刑事构成要件规定。19因此，比如《德国刑法典》第325条的构成要件保护的不是固定的行为规范，而是根据利益调整的行政行为的结果。20一个相对僵化的法律规则通过程序性引导的控制作用而成为灵活法律的趋势也可作为例证。21因此程序性刑法是通过其反身性或者反应性( die Reflexivität bzw. die Responsivität)来突出自己：程序性刑法不是对特定的(或者说通过构成要件的解释而明确的)规范宣告有约束力的程序，而是首先保障那些能够获得规范的程序；只要刑法吸收了以此种方式创制的规范，刑法就能在其被违反时判处刑罚。这类犯罪构成似乎也展现了刑法的灵活化。

这类发展的下一阶段业已出现。这出现在《德国银行法》第54a条中，即银行业及其规则必须在复杂性上公开达到这个程度，即排除借助与刑法的次要规则相联系的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的控制。因此，不同于某些环境刑法，《德国银行法》第54a条在侧面保护的不是具体的基本规范，而是要求维持合规化管理，这种合规化管理应当保障在信贷机构中对银行业的基本规范的遵守。22因此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刑法理解( Top-down-Verständnis des Strafrechts)将会以命令规范影响规范接收者，将以“自下而上” ( Topping from the bottom)的规范来补充：刑事构成要件应该对企业唤起加强其合规化努力( Comploance-Anstrenungen)的动力，就这点而言需要达到交易细节方面。在这里，刑法首先要对于私人中介和其规范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自身的指引功能发挥其作用。一方面刑法要限制其功能，但是另一方面要尝试，由此保障规范的期待可能性，即刑法“触发”企业改进自身规则。23这类刑事构成要件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保障具体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以及在偏离时处以刑罚。换句话说，这类构成要件的特点不是将处以刑罚作为对违反规范的反应。它们应该产生积极的效力，也就是说提醒企业以设立非国家规则的方式实现规范的具体化。这种构成要件也要求在细节上仍维持具体的“合规化” 。国家理论认为，在这里“统治性国家” ( der machthabende Staat)成了一个“管理经纪人” ( der Herrschaftsmanager)，由此这个管理经纪人要求使用对其在体系上开启的活动空间。24

3． 刑法从属性( Akzessorietät des Strafrechts)

虽然刑法的程序性已被多次讨论(以及被批判)；但是从近况观察，这种程序性完全瞄准了刑法体系。因为当刑法既未(完整的)制定规范，而且它的规范(也要)引用其他领域的法律时，那么刑事犯罪构成只能与使自身具体化的程序性规范相联系。从属性的构成要件的典型例子就是《德国刑法典》第266条，其在未援引非刑法规范、包括私法的规范时就不能被适用。25经济刑法的一些其他构成要件也以相同的方式具有民法或行政法从属性。26

然而这种从属性不是个别构成要件或构成要件类型的特点，而是整个刑法的特征。甚至那类将刑法的任务视为保护法益的构成要件，它们也不是以法益的绝对保护范式为目的。确切地说，这类构成要件对法益损害结果的客观归责要求产生一种在法律上可责难的危险，在这个危险中对于法律上可责难和法律上承认的风险提高的界限来说，应可回溯到明文或者非明文、非刑法的规定之中。27所以在法律上正当的或作为社会相当而适用的结果因果关系可以从刑事构成要件中推导出来。换言之，这意味着刑法保护法益并不像保护博物馆藏品那样针对所有不利的改变28，而是保障在利益交往中的行为，即保护规范。一些这类基本规范将会由国家制度在形式上确立并书面规定。但是人们在考虑侮辱、监禁的概念或过失犯罪构成时，刑法也常常会援引社会或者个别的交际圈中的非正式规范( informelle Normen der Gesellschaft oder einzelner Verkehrskreise) 。刑法也保护规范，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保护规范设立的国家性( die Staatlichkeit der Normsetzung)；刑法恰恰是以社会自我协调原则( der Prinzip der Selbstk-oordination)为基础的。因此，这个由刑法保护的规范既非恒定，也非(总是)具有国家根源的，而(也)是社会协调的产物。因此刑事构成要件通过解释的方法能够灵活地适应变迁的社会。

(三)刑法适用的灵活化

刑法首先以解释的方法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在法律适用中应该了解构成要件解释的过程和程序，在这时将决定适用或者不适用刑罚规范。

1． 解释

根据基本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解，刑法是一个规范体系，“刑法对其存在要归功于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行为，一旦在世界上确立……将仅能由法官来适用，即使对此需要法律‘解释’”29。根据这个概念，只有立法者才具有灵活化刑法的权限，而不是法律适用者。若人们遵循一个不同的、与现实相近的模式，那么有效的法律将不再是静止的规范规定，而是一个持续变化的文化产物，必须在其效力范围和从这个效力范围出发进行理解。30解释刑事构成要件并不(总是)意味着，在法律文本中或判例中寻获法律，而是(也)意味着完成法律的创新化。31若仅有立法和法律适用作为获得法律的两种方法32，那么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司法机构都要担忧，刑法如何保持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现实的连接。刑法的修改是一个明显、但是相对来说很少出现的刑法灵活化的方式。更经常出现的是司法实践使法律适应现实，比如对刑事构成要件进行限缩或扩大解释。一旦这个解释能够联系到在过去从司法判例和教义学发展的、以解释为导向的规范的具体化，那么这无疑就是刑法修改的表现。一个适应构成要件体系和传统解释路线的个别判例，也是一个根据现行刑法语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调整。

调整的历史越长，也会使这个解释路线越来越偏离刑事构成要件的原本目的。法学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这种灵活化：以(新的)解释的方法来解读有效的法律规定( die Vorgaben der lex lata )，将会削弱法律的确定性( die Rechtssicherheit)和与民主立法的联系( der Faden demokratischer Legitimation)，这种联系将个别判决同民主立法者的基本判断联系在一起。33但还是能在核心刑法中找寻到这类明显和持续进行的刑法灵活化的典型例子：刑事法对生命保护的相对化( die Relativierung des strafrechtlichen Lebenss-chutzes) 。尽管《德国刑法典》第212条、第216条无例外地(要求)禁止杀害他人34，但是司法判例对多种形式的安乐死( die Sterbehilfe)解释为无罪：现在不仅因痛苦性治疗和根据病人要求而由医生采取的中断治疗( Behandlungsabbruch)的生命终结是无罪的，而且家属以病人的推定同意而实施的中断治疗也是无罪的。35因此《德国刑法典》第216条不仅要适应变迁的社会观念的边缘区域，而且首先要促成其目的的重新解释并以此达成其内部体系的灵活化：现今有效的构成要件的适用若不能与其目的相协调，那么禁止杀害他人将具有相对性上；或者说现在的构成要件仅能以家长式衡量作支撑，即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才受到保护：在客观考虑时对实施死亡请求不能提供充分的确定性。36但是若由《德国刑法典》第216条所提供的保护在未充分考虑生命的使命之前就与客观的标准相联系，那么《德国刑法典》第216条的适用范围以及由此产生的安乐死禁止将不会被“冻结”于现在这种状态。

此外，法律灵活化通过缓慢和持续的解释进行也绝非罕见的。若判决根据不能与传统观念和解释路线相联系，那么刑法灵活化的出现可能是“爆炸性”的( eruptiv) 。所以司法判例以回避现行的因果关系和归责规则来回应企业董事会37决定的特殊性( die Besonderheiten von Gremienentscheidungen)和产品责任中38的证明问题( die Nach-weisprobleme bei der Produkthaftung)：比如产品和健康损害之间成立因果关系必须达到使法院确信排除其他潜在的损害因素；是否能够(积极地)确定自然科学上的联系，反而是无关紧要的。联邦法院没有援引传统的因果关系规则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原则( der Grundsatz in dubio pro reo)而对被告人无罪释放，其直接原因在于，这种解决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39

在所谓结算诈骗( Abrechnungsbetrug)的案件中，通用解释规则的僵化适用也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40因为在实践中受委托的结算人员不会对请求的合法性进行考量。若人们以通说的观点认为错误的概念是事实上或者心理上的41，在这种情况下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及相应的诈骗变种不能得到任何应用，因为那些在匿名商业往来中对常规付款享有受限制的审查权限和审查能力的人员，一般不会对结算的真实性作出任何思考。但是缺乏思考与错误思考是不同的。尽管联邦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为欺诈而判刑是合理的，在这里，联邦法院在私底下以心理上的注意方式替代了规范—评估的注意方式：成立诈骗条件下的错误应该达到所有的保险公司职员事实思想上的共同意识，而事实上所有的结算却都基于产生的偿付。42基于此进行判断，既不需要考虑保险公司每个交易员工的个性，也不需要考虑其个人想法的确定性。确切来说刑事法庭从外部程序的证据就可以判断，保险公司职员的错误是来自规范影响下的观念印象，而这仅仅是针对事实上的药房交易行为而提出的合理报销要求。在这个判例中所涉及的是未经授权从药店出售处方麻醉药品而产生的保险欺诈。在这里司法判例也以适用规则的灵活化来回应结构上的证明难题。这些例子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它们展示了司法判例通过归责和适用规则对刑法的灵活化运用。若通用规则和概念不能解决复杂的案例，那么这些规则将会默默地被改变或被抛弃。

2． 刑事程序的灵活化

刑事追诉机关和法院对现行刑法的实际适用也不是保持一致的，而是会自行适应社会变化。通过这种方式，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能得到关注，即使是以前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无刑法领域”(strafrechtsfreie Zonen)。因此，大约在30年前，企业的决策和医生的行为引起了检察官的极大关注，这种现象很少涉及法律修改或者对构成要件的新解释，而是单纯涉及变化的法律适用实践。43这个实践反映的是不断提升的社会需求，将企业或医生的错误决定的结果在刑事责任上归责于个人，而不是归责于社会或自然事实(经济体系、疾病进程)。相反，针对麻醉药品的“柔性”形式的变化举动造成了变化的追诉实践：在自我使用少量大麻产品时，原则上刑事追诉机关应当放弃追诉。44

在刑事程序中另一种形式的刑法灵活化是由此产生的，即数量不断上升的刑事程序既不以宣告无罪也不以判刑而终结，而以履行一定义务终结( die Erfüllung von Auflagen)(《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3a条)。这种折中方案打破了无罪释放和判刑的二分法(die Dichotomie von Freispruch und Verurteilung)，并且其在法学中备受争议，就如同它在实践中一样。45此外，选择这种路径将会出现这种状况，即当程序进展至无罪释放和判刑之间的决定时可能会违反比例原则。46这时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即根据现有的事实调查不能够确认被告人是否实施了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若进一步的事实调查所付出的开销与犯罪人的罪责不成比例，那么设立关于履行义务的程序是合理和合法的。在被告人同意下以这种合理的方式对怀疑存在有罪责的犯罪作出反应47，若不这样，调查性的刑事追诉体系将会过载。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7c条意义上的程序终结协议遵循的也是这种逻辑，并因此遭受了类似反对。它们被视为糟糕的、甚至是有害的刑法灵活化的典型例子48，因为它们以保障程序的正当性取代了由法官进行的对实体上真相的探究。也就是说，这将等于走向了一个“程序模式的整体变革” ( totale Umstürzung des Verfahrensmodells)，并且与刑事程序的结构[职权主义、控 告 和 调 查 原 则(Offizialmaxime, Anklage- und Untersuchungsgrundsatz)]和“实体真相调查的基本程序目的”(das fundamentale Verfahrensziel der materiellen Wahrheitsfindung)不一致。49

1 Vgl. Schroeder, ZRP 1971, 14 ff． 关于历史的分类的论述，参见 Schlemmer und Kubiciel in Löhnig/Preisner/ Schlemmer Hrsg. Reform und Revolte 2012 S. 217 ff. 231 ff. 。

2 关于环境刑法的论述，参见 Stratenwerth, ZStW 105 (1993), 679 ff.； 关于经济刑法的论述，参见 Tiede-mann, ZStW 87 (1975), 253 ff. 。

3 Vgl. Weißer, ZStW 121 (2009), 131 ff.

4 Vgl. Lüderssen in Kempf/Lüderssen/Volk Hrsg. Die Handlungsfreiheit des Unternehmers 2009 S. 241 255 f. Prittwitz Strafrecht und Risiko 1993 S. 249.

5 Vgl. Kempf/Lüderssen/Volk in dies. Hrsg. Gemeinwohl im Wirtschaftsstrafrecht 2013 VII.

6 基本的论述，参见Jakobs, ZStW 97 (1985), 769 ff. 。 对于《德国刑法典》第89a条的更多例证，参见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m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227 ff. 。

7 Vgl. Zabel Die Ordnung des Strafrechts 2017 S. 6 f. 15 20 ff.

8 Vgl. Häcker Kriminalpräventionsrecht 2015 Zabel Die Ordnung des Strafrechts S. 707.

9 对此观点，参见 Zabel, Die Ordnung des Strafrechts, S. 702。

10 Vgl. Eicker Die Prozeduralisierung des Strafrechts S. 8.

11 详见Hassemer Erscheinungsformen des modernen Strafrechts 2007 S. 153 ff. Saliger in Hassemer/Neumann/Saliger Hrsg.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S. 434 ff. 436 „Züge eines Modebegriffs‟。

12 对此观点以及进一步的论述，参见 Eicker, Die Prozeduralisierung des Strafrechts, S. 9, 344, 347。

13 参见 Saliger in Hassemer/Neumann/Saliger Hrsg.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a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S. 434 436 关于衔接的观点，参见 Hassemer Mahrenholz-FS S. 731 749 ff. 。

14 Vgl. Francuski Prozeduralisierung im Wirtschaftsstrafrecht 2014 S. 110 f. 291 ff.

15 Vgl. Waßmer in Graf/Jäger/Wittig Hrsg. Wirtschaft- und Steuerstrafrecht 2. Aufl. 2017 §266 Rn. 115.

16 《德国刑法典》第331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要求允诺或者接受的好处非本人要求的，且主管机关在其权限内事先准许接受，或者行为人立即向主管机关报告且被批准，不属于犯罪；第333条第3款亦如是——译者注。

17 Vgl. Francuski Prozeduralisierung im Wirtschaftsstrafrecht S. 470 ff.

18 对此，参见 Eicker. Die Prozeduralisierung des Strafrechts S. 203 ff. Popp ZStW 118 2004 662 ff. Saliger KritV 2001 382 ff. 。

19 相似的观点，参见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m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262 ff． 对于主流观点 参见Saliger Umweltstrafrecht 2012 S. 18 ff. 。

20 Vgl.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m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265 ff． 费舍尔强调，环境法的规定不能够以道德的最低标准为准，参见 Fischer, Vor §324 Rn. 5a。

21 Vgl. Eicker. Die Prozeduralisierung des Strafrechts S. 227 f.

22 Vgl. Hamm in Kempf/Lüderssen/Volk Hrsg. Unternehmenskultur und Wirtschaftsstrafrecht 2014 S. 79 82.

23 对此观点，参见 Theile Wirtschaftskriminalität und Strafverfahren 2009 S. 312 314 与其一致的观点，参见Francuski Prozeduralisierung im Wirtschaftsstrafrecht S. 100 也参见 Pieth Lüderssen-FS S. 317 325。

24 相似的观点，参见 Zabel, Die Ordnung des Strafrechts, S. 705; Kubiciel, JZ 2018, 171, 175 f. 。

25 相似的观点，参见 Kubiciel, NStZ 2005, 353 ff. 。

26 Vgl. Tiedemann, Wirtschaftsstrafrecht AT, S. 73 ff.

27 Vgl. Statt aller Frister Strafrecht AT. 5. Aufl. 2011 10. Kap. Rn. 8 Roxin AT Bd. 1 §11 Rn. 66.

28 反对这种静态理解的观点，参见 Welzel, ZStW 58 (1938), 491, 515 f.； 与韦尔策尔相反的意见参见Pawlik, in: Frisch/Jakobs/Kubiciel/Pawlik/Stuckenberg ( Hrsg. ), Lebendiges und Totes in Welzels Ver-brechenslehre, 2015, S. 49, 52； 与该问题相似的论述，参见 Amelung ZStW 87 1975 132 141 Frisch in Hefendehl/v. Hirsch/Wohlers Hrsg. Die Rechtsgutstheorie 2003 S. 215 225 ff. Jakobs Geilen-FS S. 76 f.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m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53 ff. 。

29 Neumann, Brugger-GS, S. 249,255 f.

30 Vgl. Jestaedt, JZ 2014. 1, 10.

31 对此，参见 Möllers, Die Möglichkeiten der Normen, S. 112。

32 Vgl. Jestaedt, JZ 2014, 1, 4.

33 Vgl. Murmann, in: den. (Hrsg. ), Recht ohne Regeln, S. 5, 6.

34 Vgl. Joerden, 2. Roxin-FS, S. 593, 594.

35 Vgl. Kubiciel JA 2011 86 ff. Rosenau Rissing-van Saan-FS S. 547 ff.

36 Vgl. Kubiciel Die Wissenschaft vom Besonderen Teil des Strafrechts S. 182 ff.

37 Vgl. BGHSt 37 107 123 f. 131. Tiedemann Wirtschaftsstrafrecht AT Rn. 167 ff.

38 Vgl. BGHSt 41, 206, 216; Hilgendorf, Lenckner-FS, S. 699 ff.

39 Vgl. Kudlich/Oglakcioglu Wirtschaftsstrafrecht 2. Aufl. 2014 Rn. 135.

40 关于诈骗罪的规范化解释，参见 Kubiciel, HRRS 2015, 382 ff. 。

41 Vgl. AnwaltK-Gaede §263 Rn. 51 Matt/Renzikowski-Saliger §263 Rn. 90 m. w. N.- a. A. Frisch Herzberg-FS S. 729 736 f. Kubiciel HRRS 2015 382 385 Pawlik Das unerlaubte Verhalten beim Betrug 1999 S. 227 ff.

42 对此观点以及进一步的论述，参见BGH 2 StR 109/14 v. 12. Februar 2015 HRRS 2015 Nr. 464。

43 关于《德国刑法典》第266条的应用实践的改变，参见 Ransiek, ZStW 116 (2004), 634 ff.； 对于医事刑法实践的改变，参见Jung, JZ 2015, 1113 ff. 。

44 Vgl. BVerfGE 90 145 146 3. Leitsatz 191 ff.

45 对此参见 Brüning, Z1S 2015, 586。

46 Vgl. Scheinfeld Herzberg-FS S. 843 868.

47 Vgl. Frisch Jung-FS S. 189 203.

48 批判性的观点，参见 Schünemann Wolter-FS S. 1107 ff. Weigend Maiwald-FS S. 829 ff． 相反的积极评价参见 Jahn/M. Müller NJW 2009 2625 2631 Kudlich in Verhandlungen des 68. DJT 2010 Bd. 1 C 62 ff. 。

49 Vgl. Schünemann, Wolter-FS, S. 1107, 1114, 1117; den. ZRP 2009, 104,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