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的理想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和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想主义（也称“自由主义”；后来为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区别，也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
理想主义者并非不谙世事的“空想主义者”，而是对世界、人类和未来持乐观态度的一群人。他们承认人性有不完善的一面，但认为人有能力控制和改造自己。所以，邪恶和黑暗现象（比如战争和冲突）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人类可以通过发展理性、加强后天的学习和教育及建立制度来减少甚至彻底根除这些现象。
在国际关系领域，理想主义者相信“笔墨比刀剑更有力量”，希望通过观念和理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消弭战争。由于他们对国际事务的见解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乐观主义色彩，因此这一理论也经常被称为“乌托邦主义”。
理想主义者认为，猖獗的军国主义和强调势力均衡的“旧秩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为了防止大国之间再次发生战争，就需要对国际秩序进行理性安排，提倡合作，使得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真正地起作用，让国际社会有序运转。
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斯蒂芬·茨威格 4
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这个时期理想主义的“旗手”。他在1918年的国会演说中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可以被看作这个时期理想主义的纲领性宣言。威尔逊在这份文件中声称，战争、剥削、压迫是由于人类没有遵循道德、法律，或者是因为道德、法律的不完善，或者是因为人类理性的发展不够；而人类只要遵循美好的道德或法律，就能认识到自身真正的利益所在，各个国家就会和睦相处，增进共同福利。5
理想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与国际正义、秩序、和平、合作及国际法、国际机制等概念是紧密相连的。阻止战争需要创建一个建立在集体安全原则上的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它将任何国家的侵略视为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侵略，并协调各国统一行动反对侵略者。一战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诞生，就反映了理想主义者对国际制度的期盼和国际合作的重视。用威尔逊的话说，它可以把国际政治的“丛林”变成“动物园”。6
理想主义者相信，参照国内社会的经验，国家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如运用调解和仲裁等国际法方式，来解决争端、避免武装冲突甚至取得双赢。这方面的政策处方体现在1921年创设的国际常设法院，以及1928年签订的《巴黎非战公约》（也称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上。国家遇到冲突问题可以向前者提出诉讼，而后者则规定了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战争是非法的。
然而，理想主义理论在现实中的结局是个悲剧。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步伐，国际联盟如同“秀才遇到兵”一样束手无策，被寄予厚望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都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由于实践上一败涂地，有的人蔑视、讽刺理想主义，甚至认为“强权即公理”才是国际关系的真谛。这显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完全依靠道德来处理国际关系显然过于天真，但反过来说，完全撇开道德来处理国际关系更加不行，否则我们就用不着批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了。
此外，理想主义者强调维护世界和平要依靠公众力量，重视公民素质和国际舆论，提倡国际问题研究走出大学、走入民众，鼓励民众了解、关注国际动向，反对秘密外交。这方面的影响是积极而且深远的。
可以说，没有理想主义者对秘密外交的痛斥和对公众国际素养的重视，国际关系研究普及的效率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速度也不会那么快。
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
——苏长和 7
理想主义为后来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比如，它强调了人的价值，把人的尊严、人的各种权利，尤其是不受侵犯和不受压迫的权利，放到一个远比过去更高的位置上。8在人的安全与发展愈发受到重视的今天，这一点尤为可贵。
4 〔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舒昌善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13页。
5 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6 转引自〔英〕安德鲁·海伍德：《全球政治学》（白云真、罗文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7 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15页。
8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