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

国际关系现象纷繁复杂，而且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把这些因素逐一找出来并确立它们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极其困难的。即便我们可以穷尽所有导致事件发生的可能因素、对事件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也是非常肤浅的，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些因素与事件之间存在着什么性质的联系，不清楚它们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也不清楚联系的机制是什么。

分析层次（levels of analysis）为我们明确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探求国际事件的起因和根源提供了便利，有的学者将之形容为“分解全球难题”。

我们在分析研究一个国际事件产生的原因时，可以将多重因素分解成不同的类型或层次。不同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和教学需要，将国际关系分为二至六个层次不等，甚至更多。国际关系学术界最早、最基本也最流行的分层法，是将国际关系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

体系层次分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主要从宏观层次探求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规律、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形成与演变的动因。这种方法把国际关系和世界体系看作一个整体，并且假定体系的特征决定了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互动模式，认为国际关系可以从体系层次来进行解释和预测。

这个层次的分析要素包括国际关系中权力、资源、地位等在国家间的总体分配情况以及国际规范、国际体制等。比如说，通过体系中大国力量对比及其战略关系推导国际关系的稳定性，衍生出均势学说和“霸权稳定论”等不同观点。

国家层次分析则强调主权国家及其内部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要作用，主要研究国家内部影响对外政策的选择及其过程的因素。这个层次的分析要素包括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国家类型、政治文化和对外决策模式等。国家层次分析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国家对外政策及其决策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究竟应该或可以怎么做、产生了什么结果和影响等。

在狭义的范围上说，国家层次的分析类似于对外政策分析，理解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必须理解其国内因素和外交决策过程。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决定了国家如何行动，也决定了作为这些互动关系总和的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个体层次分析是对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者——人进行分析，主要强调决策者的个性或人类基本特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际关系学者一般从三个方面来研究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即人性普遍的基本特征、决策群体的组织行为和具体决策者的特性。

人性分析研究的是基本的人类特征如何影响人类行为。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战争行为。如“挫折-攻击”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认为，攻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某种挫折的结果。一战后的德国在凡尔赛和会上被强加极度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款，德国民众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挫败感，这种社会心理日积月累后被纳粹所利用，渲染成为对英美法等国的仇恨，此乃德国发动二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组织行为是考察人们组织起来后的行为。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群体的互动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当一个人从属于一个组织或集团时，其行为与他独处时可能会大不一样。比如，为了避免受到团体中大多数人的排斥，人们一般会选择随大流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为了尽快取得共识，人们有时会采取“最大公约数原则”。所以，群体决策常常是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决策，或者是多方经过博弈后相互妥协的政策，或者是大家最不反对的政策选项，而不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

特性分析研究的是决策者个人所具有的个性对事态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同一体制、同一时代下，人生阅历和经验不同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也可能大相径庭。

总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明确分析层次有助于我们确定研究的问题及需要考察的证据，从而使我们的思维更加缜密，研究更有逻辑，结论更加可靠；同时，它也使人们有可能探究到所有类型的解释，从而使研究更全面、更具科学性。

思考：国际关系研究有“门槛”吗？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很多人对国际关系充满向往，认为这是一门“显学”。也有不少人认为，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专业，国际关系入门和研究难度不高，只要关注国际时事就都能聊几句。

关心世界大事当然没错，而且很有必要。再说，没有人规定娱乐类公众号不能关注东北亚局势，也没有人规定出租车司机就不能议论“特朗普现象”。任何人都可以指点江山、纵论寰宇，聊天闲谈无伤大雅，可是，国际关系毕竟是一门学科，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若真想得出“真知灼见”，就需要迈过一定的“门槛”。

从事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首先掌握三方面的知识：历史、理论和方法。其中历史是基础，理论是指导，方法是工具，国际关系也不例外。

历史为人们思考和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元素和材料，是人们理解现实和思考未来的基础。历史展示的恢宏画面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想象力，而且可以增强人们宏观思考的能力，成为检验研究结果的主要依据。一项研究不管如何科学缜密，如果其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甚至与历史事实相悖，那一定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想要研究国际关系，必须有扎实的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国别史的基础。

理论是人类对自然界、人类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系统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理论的任务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研究找出事物的共性，发现普遍规律。理论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能为我们观察、理解和解释问题提供视角和方法，增强我们思维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在国际关系中，有的理论擅长解释冲突与战争，有的理论擅长解释合作与分享，有的理论则解释国家为什么有时候选择冲突，有时候选择合作。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中具体的冲突、合作等问题时，就可以借助这些理论提供的视角来做出解释和论证。

研究方法是研究问题所选取和使用的手段。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方法（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挖掘其对理解和思考现实问题的意义）、科学方法（观察、调查和实验等实证方法）和哲学方法（建立在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基础上的思辨）等。就研究方法而言，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合适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同一问题可能适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一种研究方法可以研究不同的问题，研究中还可以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者掌握的方法越多，研究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由于国际关系学在不断吸取其他新兴学科的营养，所以它对研究者知识结构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必不可少的历史知识、理论素养、方法基础之外，研究者还需要精通外语特别是英语以及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掌握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具备运用数学知识、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并不是只要知晓天下大事就能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的。要想成为一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尤其是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知识）、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熟练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是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

相比这些后天勤学苦练就可以掌握的内容和技术而言，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世界的人文关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不仅仅是一系列知识与工具的组合，还蕴含丰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内涵。

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人类安全与生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人文关怀是国际关系学者灵魂上的烙印。尽管国际关系领域的不同理论流派观点各异，但真正的学者在探讨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时，都会从人的生存、安全、需要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

即便是对国家间关系持最悲观态度的现实主义者，其理论研究也是为了预警和防止人类再度陷入世界大战的危机，而不仅仅是为某个国家崛起或成为霸权国出谋划策。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真正的国际关系学者，会将本国、本民族的发展和利益放到世界历史长河中来考察，会以博大的胸怀思考国家的前途和世界的命运，会一视同仁地关注世界不同文明和民族的特色。

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世界大国，国际关系学者也不会只盯着自己的国家而忽略其他国际行为体。他们既研究大国，也关心小国；既关注发达国家，也观察发展中国家；既剖析主权国家这个世界舞台上的头号主角，也探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只有拓宽观察世界的广度，才能更加接近世界的真实全貌。

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人文关怀和世界胸怀的基因。古代仁人志士早有对“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憧憬，也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更应该将中国和中外关系置于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既关心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维护本国的利益，也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与未来。

推荐阅读书目

王缉思：《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上册（吴象婴、梁赤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美〕卡伦·明斯特、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五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