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学研究：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全国刑法学术年会文集（2023年度）
- 贾宇主编 黎宏 阴建峰副主编
- 7557字
- 2025-03-17 18:32:17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故意伤害犯罪治理的思考——以229件案件为样本分析[36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犯罪是各类矛盾纠纷爆发后呈现的样态，而故意伤害犯罪是一类特殊的犯罪，不仅发案量大，而且造成人员轻伤、重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对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影响巨大。基于此，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着眼于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针对现实生活中高发频发的故意伤害犯罪的治理问题，以先进理论指导司法实践，满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系统、全面化解和问题源头治理的需求，为“中国之治”筑牢法治之基。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概述
“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内容而闻名于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则演进得更加丰富，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和坚持共建共享成为新时代践行“枫桥经验”的基本要求。[371]从变化的角度看，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求从“单打独斗”向“多元共治”转变，依靠党委政府，协调各方力量，发挥群众主体意识，形成多元共治格局；从深化市域治理的功能角度观察，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求从“前端防控”向“全链条精准防控”转变，通过构筑科学合理的解纷防线，促进纠纷通过前端防线有效解决和过滤，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纠纷的产生与激化。[372]
这一内涵的深刻变化，主要建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建基于“中国之治”的时代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从“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到创建“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枫桥经验”，再到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枫桥经验”，尽管社会矛盾纠纷的情势一直在发生变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质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牢牢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群防群治、综合治理。
二、故意伤害犯罪治理面临的现实难题
笔者以发生在J市的229件真实故意伤害犯罪案件为样本，全面剖析该类犯罪在治理领域存在的规律特征。
（一）犯罪前端——矛盾纠纷的琐碎化、偶发化、激烈化
经统计，229件案件中，发案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日常琐事纠纷、情感纠纷、工作纠纷、家庭纠纷、经济纠纷、赌博纠纷等，以日常琐事纠纷、情感纠纷、工作纠纷为三大主因，因该三类纠纷引起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分别为156件、21件、20件，分别占总案件数的68.1%、9.2%、8.7%。尤其是在日常琐事纠纷方面，纠纷的种类较为庞杂，主要有日常生活口角、邻里纠纷、停车纠纷、噪声纠纷等，部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累积而得不到化解，往往在言语冲突后大打出手。除此之外，因经济纠纷、赌博纠纷、嫖资纠纷等原因而发案的亦占一定比例。
分析发现，与部分矛盾纠纷长期累积导致在某一时间节点暴发所不同的是，大多数故意伤害行为发生于双方临时起意产生的冲突，带有一定“偶然性”，这种具有激情犯罪特征的案件有175件，占比达76.4%。如“向某某故意伤害案”，被害人郭某某闯入J市某镇工业区一工艺品厂内的传达室，与传达室的保安即犯罪嫌疑人向某某发生争执打架，后向某某使用匕首刺向郭某某，郭某某送至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向某某逃离现场。经鉴定，被害人郭某某系被他人用双面刃刺器刺戳左胸部致心脏破裂、心包填塞死亡。[373]
故意伤害后果分为轻伤（轻伤二级、轻伤一级）、重伤（重伤二级、重伤一级）与死亡三类情况，伤害后果与犯罪嫌疑人伤害手段的残忍程度关联紧密。在三类伤害情况中，造成被害人轻伤的案件有196件，占比达85.6%。这也说明多数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仍有一定的理智和自控力，若外界力量提前或及时介入，完全具有制止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造成被害人重伤的案件有27件，占比为11.8%；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有6件，占比为2.6%。
（二）犯罪中端——行为手段具有残忍性、私密性、影响性
作案手段主要集中于用拳头击打、用脚踢打、刀具砍刺、棍棒击打、酒瓶砸击等。其中，用拳头击打敏感部位是最常见的作案手段，该类案件有80件，占比达34.9%；采用推倒、脚踢、肘击、手掐等手段作案的有34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用菜刀、水果刀、剪刀、弹簧刀、匕首等各类刀具砍刺的有58件，占比达25.3%，作案手段往往极为残忍。值得关注的是，行为人事先购买刀具、随身携带小型刀具、发生纠纷后立即回去取刀具行凶的案件高达41件，尤其是部分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刀具，在发生纠纷后即拔刀相向，造成被害人伤亡的严重后果。
经统计，案发地点主要集中于路边、房间、车间、酒吧等处，而发案量最大的场所是出租房、公寓、宿舍、宾馆等相对密闭的房间，达42件，因这些场所的空间相对封闭，一旦发生冲突，极易造成故意伤害犯罪案件的发生，且不易被周围群众察觉。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发生于夜宵摊、饭店、超市、KTV、酒吧等经营场所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有28件，该类场所最大的优势在于有经营主体，可以在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倾向后及时报警救助，但这些场所的经营主体对现场的关注度普遍不够，未能及时有效阻止冲突扩大和伤害行为的发生。
易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主要有三类：其一，发生于劳务市场、菜市场、公园、交通要道等人流量密集场所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此类案件有26件，案发时容易引起大量人群的围观与信息扩散。其二，发生于派出所、法院等特定场所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此类案件有2件，因案发场所在司法机关，给司法权威带来极大挑战。如“李某某故意伤害案”，李某某见刘某与自己妻子段某某在房间内，遂报警称刘某强奸自己妻子，派出所民警出警后将刘某、段某某带回派出所调查。李某某认为刘某与自己妻子段某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遂从超市购买了一把刀具，而后进入派出所大院使用携带的刀具将刘某捅伤。[374]其三，针对执法人员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如“刘某某故意伤害案”，某派出所辅警陈某某在巡逻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形迹可疑，遂上前对其进行盘查。刘某某在接受询问时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捅刺陈某某腹部，随后逃离现场。经法医学伤势鉴定，被害人陈某某腹部的损伤构成重伤二级。[375]
（三）犯罪后端——矛盾纠纷的尖锐化、反复化、风险化
部分故意伤害犯罪案件中，当事人双方房屋纠纷、邻里纠纷等问题积怨已深，加之案件发生后，一方为让另一方受到法律的严惩，坚决拒绝进行和解，这也在实质层面造成双方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如“傅某某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傅某某与被害人朱某某因老宅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在争执中发生扭打，朱某某等人倒在拉架的杨某某（系朱某某妻子）腿部，导致杨某某小腿骨折。经鉴定，朱某某胸部损伤构成轻伤二级，杨某某腿部损伤构成轻伤一级。案件发生后，朱某某一方坚决不同意谅解傅某某，并要求公安机关对傅某某的儿子傅某立案。[376]
经统计，在229件故意伤害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有刑事前科的为16件，且部分为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前科。综合来看，这些行为人实施前科行为时年龄普遍不大，回归社会后因前科经历易产生挫折感，纠纷产生后选择用暴力方式解决，在心理上实际仍未“回归社会”。如“肖某某故意伤害案”，肖某某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江西省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案发时20周岁），回归社会后，犯罪嫌疑人肖某某在一宠物用品厂工作时，因工作上的问题与被害人龙某某发生争执，在后续争执过程中肖某某用剪刀扎伤龙某某，导致龙某某右下唇穿通伤，口唇部的伤势构成轻伤二级。[377]
在纳入统计范围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中，有4件的行为人为特殊主体——精神病人，在精神状态异常期间甚至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这也暴露出对该类特殊人群的管控仍存在疏漏。如“王某某故意伤害案（强制医疗）”，涉案精神病人王某某认为被害人叶某某联合他人欺负自己，遂在叶某某跑完步散步之时，用一把木柄尖刀捅叶某某后腰部一刀，经鉴定，叶某某腰部的损失构成轻伤一级。经鉴定，涉案精神病人王某某患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378]
（四）犯罪主体——部分呈现年轻化、群体化、特定习惯化
故意伤害犯罪案件的犯罪主体整体偏向于年轻化，纳入统计的有未成年人涉入故意伤害犯罪案件的有10件。如“韦某故意伤害案”，某日凌晨1时许，犯罪嫌疑人韦某与王某、韦某某在一广场附近遇到回住处的被害人张某某，韦某某无故上前将张某某踢倒在地，韦某与王某等人也上前一起对张某某拳打脚踢，张某某受伤后逃离现场。经鉴定，被害人张某某外伤致颅脑损伤构成重伤二级。[379]
故意伤害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为务工人员的达144件，占比达62.9%。这一群体学历普遍较低，容易意气用事而涉入犯罪。如“虎某某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虎某某因在某毛纺印染车间内与他人争吵后心生怨恨，回到工厂宿舍拿了两把菜刀，返回印染车间后，趁被害人李某某不备之际，用菜刀将李某某的手臂和腰背砍伤。经鉴定，李某某外伤致肢体多部位损伤累计构成轻伤一级。[380]
纳入统计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饮酒行为的达13件，一方或双方在酒后因琐事互相争吵，酒精的作用使行为人情绪激动而失去理智。如“费某某故意伤害案”，王某某邀请犯罪嫌疑人费某某、被害人宋某某一同饮酒，其间，费某某先后两次与宋某某发生口角并用拳头对宋某某头部、脸部等部位进行殴打。次日凌晨，被害人宋某某出现嘴唇发紫、小便失禁等症状，后经检查已无生命体征。[381]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故意伤害犯罪治理的实践思考
（一）树牢“枫桥式”思维理念
首先，具有系统思维。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加强整体性推进国家治理、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协调好国家治理中的各种关系、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汇聚治理合力、构建开放性战略模式等核心要义。[382]针对故意伤害犯罪相关矛盾纠纷的应对与处置，关键是要牢固树立系统思维，以体系化的视角锚定基层社区、琐事纠纷等重点区域、重点内容，发挥群防群治效应，避免盲目排查问题、调处浅尝辄止。
其次，具有能动思维。新时代“枫桥经验”解纷机制要求治理主体以积极的能动主义为基础，以主动服务的姿态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治理元素。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检察机关应会同其他治理主体，聚焦故意伤害犯罪治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堵点，下大力气收集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兼顾可复制、可推广性，形成特色化智慧治理项目。
再次，具有穿透思维。源头治理是“枫桥经验”最执着的治理价值追求，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关键所在。为达至源头治理的目标，基层社会治理应坚持“穿透式”打击和预防，不仅注重发现故意伤害犯罪相关领域、防控制度运行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更要致力于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正义的更高期待，通过对故意伤害类案、矛盾多发易发的系统性治理问题形成的缘由进行追根溯源，做到“抓末端、治已病”与“抓前端、治未病”的要求辩证统一，重点推动堵漏建制，实现穿透治理实战成效。
最后，具有共治思维。基层多元主体参与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具备广泛群众基础和强大生命力的内在动力源泉。鉴于治理主体的多元特性，必须树牢共治思维。对检察机关而言，需用足法律监督职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而践行“双赢多赢共赢”新理念，重在构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良性、积极关系。[383]尤其需要关注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数据应用，有力破除“信息孤岛”和“信息壁垒”，联动推进故意伤害等犯罪治理的“检察数仓”建设。
（二）推进打击与治理相同步
要以打击促控案，形成震慑合力。一方面，加强侦检衔接。针对社会影响大、客观证据薄弱的故意伤害犯罪案件，检察机关积极提前介入，就案件办理程序、证据收集、存在问题进行前期引导。检察环节建立资深检察官领办重大、疑难案件机制，以严厉打击形成对故意伤害犯罪的震慑力。另一方面，积极促成刑事和解。兼具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司法裁判应当建立在理性、正确的认知决策之上。[384]这一“认识决策”也体现在办案的过程运用上，应广泛运用公开听证等制度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促成矛盾双方握手言和，从最有利于纠纷解决的角度，避免矛盾长期化、尖锐化。对由民间纠纷引发的“民转刑”故意伤害犯罪案件，要以化解矛盾的视角去办案，避免矛盾升级。重点关注“案中案”，对因故意伤害犯罪案件双方矛盾激化引起的信访、上访，坚持在党委政法委的统一协调下有预判、有协同、有对策，尽最大能力解除矛盾“症结”，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深化对赌博行为的打击查处。执法部门对辖区内棋牌室、麻将馆等容易聚赌场所开展摸排和整治，建立经营主体的矛盾纠纷实时举报机制，对发现的赌博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对赌博场所经营者依法作出处理。对发生在空闲的私人房屋、农村田间山头等隐蔽偏僻场所的赌博行为加强打击，使故意伤害犯罪与赌博行为“脱钩”。
（三）建立健全专业化防控体系
建立邻里关系类、情感类纠纷专业化解机制。①针对大量故意伤害犯罪案件是由邻里之间、家庭夫妻日常琐事及夫妻情感纠纷所引起的现状，可考虑由综治、妇联组织牵头，吸收镇街、社区、村委会、妇女保护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必要时吸收当地声望较高的乡贤、退休教师、心理专家等参与其中，在社区、村一级设立专门针对邻里纠纷及婚姻家庭情感问题的调解组织，挂靠在村级人民调解机构里，并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疏导室。②该组织既要关注本地居民的琐事纠纷、情感纠纷，又要注重化解外来务工者的琐事与情感矛盾，并有效借助当事人朋友、亲属的力量，及时发现、及时调解、及时疏通，争取纠纷不激化、矛盾不上交。对可能产生冲突扩大倾向、有伤害苗头的因素，应及时研判并上报。③在社区、村级单位持续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重点排查清理存续时间长、有暴力冲突的邻里纠纷，对一些模糊不清的诸如农村利益分配、相邻关系等纠纷，理清渊源与脉络，提供确权的方式，促成双方和解。
建立“人—房—刀”立体化管理机制。①加强对流动人口和前科人员的管理。公安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社区民警、社区、村委会等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落实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责任制；同时，定期掌握辖区内有犯罪前科、违法劣迹的重点人员的活动情况，了解其日常活动、经济收入、交往人员情况，适时给予心理关怀和困境帮扶，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处理，预防前科人员再犯罪。②加强对出租房的管理。严格落实房屋出租实名登记制度，禁止房屋任意租赁，随意转租、合租。对于出租房内的外地探亲、短期居住、短期务工人员，要求房东督促配合完成流动人口居住网上申报、办理暂住证明，做到不脱管、漏管。③加强对管制刀具的管理。对辖区内可疑佩刀人员展开排查，重点关注部分有带刀习惯的、非法随身携带小型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的人员，予以治安处罚，压缩存有侥幸心理的“带刀人群”，降低遇到冲突即“拔刀相向”伤害他人的风险。
（四）落实特定治理主体责任
明确特定场所的犯罪苗头举报责任。明确饭店、烧烤摊、KTV、酒吧等易饮酒、易争执场所经营者的故意伤害等犯罪的苗头举报责任，对经营区域的就餐、聚会、唱歌、饮酒等活动中存在的客户打架滋事、争吵辱骂纠纷，及时介入并初步掌握情况，发现有扩大苗头的，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出警控制，避免纠纷场面失控。
明确企业应急处突与规范管理责任。企业主管部门应督促企业建立矛盾纠纷问题应急处突机制，企业落实人员作为内部稳控员，与辖区警务人员、镇街对接，定期摸排员工中存在的工作纠纷、工资纠纷等矛盾纠纷，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纠纷及时上报。一旦发现员工有口角、打架问题，稳控员需及时代表企业控制局面并上报备案，发现纠纷有扩大化势头，则第一时间上报，协同处置。同时，企业主管部门督促企业内部制定严格的规范化管理规定，禁止员工随身携带弹簧刀、折叠刀等锐器上班，对履劝不改的坚决不予聘用。
（五）借力数字化改革赋能源头治理
创新发展线上新时代“枫桥经验”，拓宽线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路径，深化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提升市域重点单位、要害部位、城乡社区的技术安全防范设施智能化水平。就此而言，浙江省推出的“解纷码”数字应用平台可线上申请纠纷调解业务，解决了以往纠纷案件信息不透明、部门数据不共享的问题，实现了解纷便捷化。
政法机关对所办案件进行追根溯源，找出案件发生的原因，向党委、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提出防范、治理的意见建议，对于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385]故意伤害等犯罪问题的“追根溯源”，不仅依赖于丰富的治理经验和问题发现的敏锐性，而且依赖于大数据对故意伤害等犯罪的数据分析研判，形成治理决策的体系化数据参考，推动治理前端、中端、后端的有效闭环。
行刑衔接是高质效治理的重要支撑，高质效的行刑衔接必然带来高质效的部门协同。当前，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双向衔接过程中，长期存在证据移送制度不畅、正向移送标准不清、反向移送机制缺位等问题。[386]应高度关注行刑衔接参与治理的智度、质效度，尤其在联动治理之维，打造“行刑共治”大平台，执法司法联合开展区域矛盾纠纷问题治理，避免治理问题反复滋生而难以从源头根治。
（六）育强“枫桥式”社会治理文化
从文化论的角度看，新时代“枫桥经验”之所以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是因为其本身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这与故意伤害犯罪案件起因中的矛盾纠纷化解关系甚大。“枫桥式”社会治理文化要求法理、事理、情理“三理”贯通，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谨持法理，深察人情”“融天理、国法、人情为一体”等底色，尊重人民群众朴素的情感和公平正义观，在办案环节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讲清“法理”，讲透“道理”，讲明“情理”。在矛盾纠纷的调处中，兼采“法、理、情”三者相融合的说理方式，彻底解开埋藏在双方当事人内心的心结。
从区域治理文化角度看，地方政府可持续创新社会治理的“枫桥式”意蕴，积极支持诸如“红枫义警”“枫桥大妈”和乡贤参事会等社会组织的发展，鼓励“老杨工作室”“娟子工作室”等调解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矛盾治理，并创办类似《1818黄金眼》《同年哥讲新闻》等贴近基层群众生活一线的“近距离”解纷栏目，寓“实打实”解纷与社会普法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