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路径
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经济运行、运行机制和效果的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熊彼特之《经济分析史》开宗明义，经济分析的功能有三：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142]本书所研究的范畴属于古代经济史领域，理所当然要用到历史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是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法，兼顾经济学中的统计分析法，以及历史学、经济学常用的比较分析法。
经济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其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吴承明先生说：“历史研究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功能。因而，一方面，应当将所论事物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要用当代的现代化概念和历史观，对所论事物及其潜在效应做出评价，也就是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方法论。”[143]而“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144]。因而史料法、考据法等实证方法是本书基本的研究方法。而研究历史资料，须臾不可分离的原则即是实证主义。由于史料并非史实，考证的目的是尽可能靠近史实，乃至还原历史实态。去伪存真的过程，需要挖掘新的史料，使用新的方法。唯其经过考据、整理、比对，并加以定性分析，庶几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而规范分析也是建立在实证分析之上的。
经济学中的计量分析也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经济现象多半可以计量，并常表现为连续的量。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作计量的分析，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经过计量分析才能具体化，有时并可改正定性分析的错误。”[145]对于经济事物和经济现象的研究，在研究其性质的同时，还应该研究其数量。盖因一切事物和现象，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它们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数量的研究不仅是研究手段，而且也是研究目的。[146]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的皆应尽可能进行计量分析。无现成数量的，亦应争取转换而成量化。[147]因为定性分析只能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能具体化，而对于历史学已有的定性分析，则可以计量分析进行检验。历史学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学可以使用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148]计量分析即是研究经济史最为基本的方法，而统计是计量分析的基础，统计学和历史学的不断融合，甚至于19世纪后期催化了计量史学的诞生。《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是国外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名著，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作者“在搜罗资料、鉴定真伪、分析数据、编制统计以及估算上所费的心血和精力，也许大大超过于文字的编辑”[149]。
在经济史研究中，一些经济现象无疑是可以量化的。通过对历史资料中经济数据的计量，可得到所占百分比、频数分布、平均差、加权平均数、统计指数等指标，以便据此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的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庶几可以把握历史经济现象的变化趋势和相关因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进行计量分析需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切不可“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150]。正如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主席希德所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作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151]
而对于历史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应抱有“信而有疑”的态度，乃是基于以下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以丁户、田地为赋税征收的依据。为保证赋税的足额征收，官府一般会竭尽全力进行清查统计。虽然前贤已然证明官方的人口、土地统计数据，与民间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正式造册上报的田赋数字一般都是准确的。[152]当然官僚们隐匿田产赋税，侵蚀国家钱粮，并加重民户赋税负担，亦是屡见不鲜。对于明代人口、土地数据问题，前人多有修正，但所得结论，仍是推测性的。因此，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据之价值，仍需充分予以肯定，只是“大胆存疑，小心求证”仍是必要的。所用数据要力求真实可信，不能随意选择，亦不可过度解读。[153]谨慎性原则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是会计学中预设的核算原则之两种，在此用来处理历史数据，应该也是适用的。
可比性原则是会计学中另一种核算原则，同样可以在经济史研究中发挥作用。众所周知，比较分析或比较研究是经济学、历史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在整理经济史料和对史料进行考证的过程中，须将不同史料进行比较，“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但必须注意的是，所比较的对象或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譬如以实物征收的田赋，其计量单位是石、斗、升、合，而田赋折银后计量单位是两、钱、分、厘，两者即没有可比性。同样，即使赋税都是征收货币，但由于明代钱、钞、银并用，计量单位还有不同的问题，也要考虑不同钞币之间的可比性。如前所述，随着白银货币化程度的加深，可以考虑将征收的实物田赋、钞或铜钱，按照一定的标准折算为银两，然后再进行比较。另外，在实证研究中，主要在时间和地域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一是时间或时代方面的比较。中国古代历史上，田制、赋税制度的演进，跨越数个朝代，或一个朝代的数个阶段，因而可进行历史考察与比较。二是区域之间的比较。比如在进行山西田赋研究中，笔者曾将江南与江北、山东与山西进行比较，而揭示不同区域赋税折银的不同趋势。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得到运用。尤其近年来，原本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其社会科学化有渐趋流行之态势。其含义有二，一是采用社会科学已有的成果，作为解读史料的理论框架和工具；二是采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分析技术。[154]在经济史研究中，吴承明先生视一切经济学理论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155]。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并不能抛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方法运用。前述对历史现象的统计分析，即是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实际上，前贤提出的一些著名观点，即是综合运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果。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也以整个江南社会为主要视域，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论，即中国经济“早熟而又未成熟”、发展而又迟滞的观点[156]。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研究江南农村社会，提出了“共同体论”，认为里甲制在组织农民生产过程中，具有类似共同体的机能。森正夫研究江南土地制度，提出了“地域社会论”，开启了围绕宗族问题进行的各项研究；又提出“国家论”，从生产角度审视了国家权力与农民的关系[157]。与之相对应，小山正明研究江南“十段锦”赋税改革，明确采用了“乡绅的土地所有”概念，并发展成为“乡绅论”[158]。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将明清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表述为“过密性增长”理论，即缺乏有效制度创新的增长。[159]李伯重围绕江南经济史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著，在厘清许多经济事实的同时，推出“斯密型成长”模式。即认为推动明清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160]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本题研究及写作过程中，肯定会受到上述有关理论的影响。当然，不止于上述经济发展理论，还包括其他诸如农业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如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即“斯密动力”，适用于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亦适用于明代苏州之经济发展。不过，正如赵轶峰所言，“在历史学研究中，任何理论和任何理论化观念之运用，都不应成为支配性的”，不能用单一理论统摄、说明长时段所发生的历史史实。[161]以上种种理论模式，并非适于此，即适于彼，甚至本身即带有不同程度争议。如果研究者从先验的、目的论的理论模式出发，而对据以讨论的史实和数据不求甚解，其结果可想而知。
概言之，明代苏州府赋税研究，既是江南区域研究，也是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秉承“在扩大的视野下，有些已经触及的问题还可以更加深入研究”[162]的理念，本书拟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以苏州府赋役改革演进为主线，考察官田合一、两税合一、赋役合一的实态；二是以白银货币化为辅线，探讨田赋折银、纳银代役、赋役合并征银的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拟以国内甚或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为背景，通过实证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尽可能还原苏州府赋役制度的运行实态，以及赋役改革的演进规律。
[1]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
[2]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货殖》1995年第1辑。
[3]吴承明：《多视角看历史：地域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5]薛国中：《世界白银与中国经济——16—18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6]方行：《中国封建赋税与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页。
[8]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11]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12]高王凌：《明代田赋改征的历史——从实物税到货币税》，高小蒙主编《中国粮食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13]王文成：《丝绸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4]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代变迁》,《暨南史学》2003年第2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5月18日；《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三章，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税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第5、6期；《明代白银货币化再探——以 〈万历会计录〉 河南田赋资料为中心》,《“基调与变奏”7—20世纪的中国》2008年第7期；《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文史哲》2015年第1期；《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1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田赋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下。
[16]（宋）苏辙：《栾城集》卷三八《乞借常平钱置上供及诸州军粮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39页。
[17]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18]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19]（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二《赋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页。
[20]（明）顾炎武著，陈垣校：《日知录校注》卷一一《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2、634页。
[2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4页。
[22]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23]王家范：《明清江南的“市镇化”》,《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7月1日。
[24]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25][德]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12页。
[26]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27]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8]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9]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0]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1]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注释。
[32]（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元明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第40页。
[33]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4]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5]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6]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37]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国灿《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陈国灿主编《江南城镇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8][日] 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伍跃、张学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39]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40]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41]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al Economies: Ther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Symposiu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1900, Beijing: Oct.26-Nov.1, 1980.
[42]清水泰次：《明代に於ける租稅銀納の發逹》,《東洋学報》第22卷第3号，1935年。
[43][德]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44]夏继果：《全球史读本》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5]赵世瑜：《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46]万历《明会典》卷二四《会计一·税粮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59页。
[47]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48]陈登原：《中国田赋史》,《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179页。
[49]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50]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32—133页。
[51]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74页。
[52]（明）顾炎武：《官田始末考》，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7年版；顾炎武：《日知录》卷一〇《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53]参见《吴郡文编》第一、二辑卷三三至卷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
[54]梁方仲：《近代田赋史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大公报》1935年2月22日，《史地周刊》第23期。
[55]王仲荦：《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租额和江南纺织业》,《文史哲》1951年第2期。
[56]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57]吴缉华：《论 〈明史·食货志〉 载太祖迁怒与苏松重赋》,《中国学报》第六辑，1967年。
[58]《论明代税粮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38册，1968年。
[59]《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39册，1969年。
[60]林金树：《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1982年。
[61]《关于明代江南官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2]郭厚安《明代江南赋重问题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63]樊树志：《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明史研究论丛》第四辑，1991年。
[64]范金民：《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
[65]赵全鹏：《明代漕运与江南重赋》,《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
[66]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南开学报》2001年第6期。
[67]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南开学报》2001年第6期。
[68]《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9]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70]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1]《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72]《中国古代史论丛》1979年第4期。
[73]赖惠敏：《明代南直隶赋役制度的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3年版。
[74]《明代周忱对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改革》，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75]清水氏：《关于明初苏州的田租》,《历史地理》第28卷第4号。
[76]《明の世宗朝に於ける蘇州地方の丈量》,《東亞経済研究》第26卷第1号，1941年。
[77]《東洋史研究》第16卷第1号，1957年。
[78]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
[79]收入陈支平主编《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8页。
[80]《東洋史研究》第19卷第3—4号，1960—1961年。
[81]《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2号，1963年。
[82]《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1966年第41期。
[83]《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6号，1980年。
[84][日] 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伍跃、张学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85]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86]《明中叶东南地区徭役制度的变革》，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87]《明初的杂役与均工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88]《试论明代里甲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89]《论欧阳铎的赋役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90]《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明史研究论丛》第四辑，1991年。
[91]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92]栾成：《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93][美]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94]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
[95]吴滔、佐藤仁史：《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96]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97]陈光焱：《中国财政史》明代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98]张建民、周荣：《明代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9]万明、徐英凯：《明代 〈万历会计录〉 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0][日] 山根幸夫：《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开拓者清水泰次（1890—1961）》,《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01]《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大安株式会社1968年版。
[102]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の展開》，東京女大學會，1966年。
[103]栗林宣夫：《里甲制研究》，文理书院1971年版。
[104]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0年。
[105]岩見宏：《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同朋舍，1986年。
[106]鹤见尚弘：《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107]谷口規矩雄：《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同朋舍，1998年。
[108]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万历山西清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9]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税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0]程利英：《明代北直隶财政研究——以万历时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1]胡克诚：《明代江南逋赋治理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112]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266页。
[113]胡善恒：《赋税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114]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52页。
[115]《国语》（一）卷五《鲁语》下，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7页。
[116]《尚书》（一）卷三《禹贡》第一，《四部丛刊》经部，上海涵芬楼借吴兴刘氏嘉业堂宋刊本影印，第1页a。
[117]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963页。
[118]《周礼》卷一《天官冢宰上》，王云五《丛书集成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页。
[119]《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89页。
[120]《周礼》卷二《天官冢宰下》，王云五《丛书集成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0页。
[121]（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九《万章章句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影印本，第125页。
[122]（唐）杜佑：《通典》卷四《食货四·赋税上》，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71页。
[123]《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081页。
[124]（唐）杜佑：《通典》卷四《食货四·赋税上》，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69页。
[125]李梦生：《左传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4页。
[126]王贵民：《试论贡、赋、税的早期历程——先秦时期贡、赋、税源流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27]《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120页。同页，颜师古注曰：“赋谓计口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什一，谓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虽不垦殖，亦取其税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贩之利，衡、虞取山泽之材产也。”
[128]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八《食货志·田赋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309页上。
[129]正德《朝邑县志》卷二《田赋第四》,《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本，第26—27页称：“秋夏税凡二万七千五百石有奇，草七千三百六十束有奇，木绵三千八十三斤，丝绵六斤有奇，布九千七百三十三匹，绢一百八十二疋，此其以田赋者。其以丁赋者，又有盐钞十有七万六千八百四十贯，贯准银三厘；黄丹二千斤，斤准银七分；绵、羯羊二十只，只准银六钱；细辛一百三十斤，斤准银六分。凡得银五百一十六两有奇。”
[130]《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05页。
[131]（唐）杜佑：《通典》卷四《食货四·赋税上》，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69页。
[132]（唐）杜荀鹤：《乱后逢村叟》,《晚唐诗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265页。
[133]（唐）齐己：《耕叟》,《齐己诗集译注》卷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3页。
[134]（唐）齐己：《寄监利司空学士》,《齐己诗集译注》卷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135]《古今图书集成》七〇《食货典》卷一三九《论宋赋税》，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第83606页。
[136]（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574页上。
[137]《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959页。
[138]（明）何柏斋：《均徭私议》,《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四《何柏斋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1442页上。
[139]王毓铨：《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40]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141]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142][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页。
[143]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144][美]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145]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146]伍丹戈：《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
[147]范金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说计量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48]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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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陈支平：《梁方仲教授对中国计量史学的开创性贡献——兼论中国古代官方数字对经济研究的作用》,《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153]范金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说计量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54]曹树基、刘诗古：《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12期。
[155]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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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161]赵轶峰：《明清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162]赵轶峰：《明清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